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瞿秋白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一、北京屠杀[1]后，反动潮流随英、日、吴、张[2]之战胜而日益高涨：京津鲁奉军[3]的蹂躏；国民军[4]之困守南口；吴佩孚的利用红枪会夺取河南，压榨湖北人民，进窥长沙（叶开鑫[5]）；孙传芳[6]之利用傅筱庵[7]，稳定上海买办阶级之统治……；帝国主义的法权会议和关税会议[8]停顿；指使颜惠庆内阁[9]实行大卖国计划虽未成功（现时杜阁[10]内部冲突），然而假仁假义的让步政策已经用不着了。

　　二、但是，反动势力内部早已开始裂痕，英日之间争夺北京政权的滑稽剧开幕已久；奉系军阀之下张宗昌[11]、杨宇霆[12]之间的争执也很显露；直系军阀的崩溃尤其明显，孙传芳及所谓新直系[13]的暗抗吴佩孚，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孙传芳的犹豫等待，仿佛是可注意的事。孙传芳想等吴佩孚（叶开鑫）与唐生智[14]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可以渔翁得利；而且他深恐张宗昌的暗袭南京，所以现时不积极助吴攻粤；再则，赣方方本仁[15]、唐福生[16]等对于孙传芳也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根据反动势力内部的崩溃，来决定革命策略是决不够的。有些革命党人日夜希望田维勤[17]、叶开鑫、唐福生的倒戈，显然是一种机会主义。如今叶开鑫的反动已完全明了，田维勤又有多大作用！现时对于孙传芳的政策亦是如此。革命党人决不可犹豫等待孙传芳的“左倾”，对于孙传芳应即施以崩败其内部的攻击。

　　三、五卅[18]以后，中国的政治愈益不是纯粹军事阴谋的时期了。五卅上海屠杀至三一八北京屠杀后，反动势力虽能暂时结合而取胜，然其内部既已开始崩败，而民众间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也非常猛烈，为从来所未有。五卅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了，北京屠杀又压迫下来，民间的回答是：“从此誓不和平请愿，到黄埔[19]去从军罢。”所以革命战争是五卅以来抵货、罢工、示威……之直接继续。五卅运动中买办阶级之统治动摇，他们“自卫”的方法，是先让几步，而这些让步（连吴佩孚之反奉亦包含在内）实际就是反动进攻的准备。只有一直进攻到扑灭全国革命势力，镇压湘粤，颠覆国民政府[20]而后止，——只有这才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之唯一出路。所以吴佩孚之反对关税会议，反奉战争，继又联奉讨伐国民军，进兵攻略湖南，以覆灭广州国民政府为目的，是一贯的反革命策略。革命方面，也只有反抗北京屠杀以来的反动潮流，号召革命战争，以反守为攻为目的，猛力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攻袭，为唯一的一贯的革命策略。因此，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

　　四、此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广东以外都还处于反对买办阶级的地位。然而，此等稚弱之中国资产阶级，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他们只顾已得的地方利益，只顾以妥协手段利用工农而限制买办的“王权”。他们的这种黄色的民族改良主义是革命营垒里的敌人。所以可以预料，现时足以牵制孙传芳等军阀的“自治运动”，虽暂时有几分革命作用，不久便可以为反动派如研究系[21]等所利用。他们不过暂时不反对革命战争罢了。

　　况且，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自从经过三月二十日[22]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戴季陶主义[23]的威权正甚）。虽然广东新式右派之政权，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也不满意，然而中国稚弱的资产阶级，现在既然还留在革命营垒之中，始终需要军力来代表他。新右派暂时和帝国主义妥协之可能较少；他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杀后在全国范围内之革命联合战线之中，自然还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竟还保持着部分的领导权。于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联合战线反抗买办阶级统治的战争。

　　五、小资产阶级呢？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显然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各地小商人反对买办士绅包办的商会法团之运动，层出不穷。可是，这种运动大半都还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尤其是北京屠杀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买办资产阶级还处于对抗的地位，妥协之可能还少。不过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他的阶级利益在这群众革命潮流伏流昂进的时机，不能容许他很稳固的做国民运动的领袖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现在渴望着革命的巨潮，来拯救他们于反动高压之下。他们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虽然他们大半是消极的等待，然而这种革命需要的深切，已经迫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不得不实行革命战争，否则，他所已得领导权，就会立刻丧失，或是简直完全投降买办阶级。总之，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遽，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六、农民在五卅以后的奋起：如广东农民与地主肉搏的阶级斗争，如湖北、湖南农民协会的发展，如直隶等处农民运动的发轫，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处红枪会、大刀会、硬肚会[24]、协作社等运动的爆发，不必详说了。北京屠杀后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为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

　　七、无产阶级呢？自然更不用说了。他是五卅运动的先锋军，他开始了五卅的国民革命，他应当为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的解放；他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责任是：“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在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同时即应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中之于国民革命的组织，这样去和一切革命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妥协派的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八、北伐是北京屠杀后，革命之反守为攻的战争。一方面，革命平民利用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内部之自相冲突崩溃，而要推翻买办阶级的独裁制，并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而从事于广义的革命战争。别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却想以北伐的大帽子，抑制平民政治势力之开展，同时却抱着发展自己的军力，以取得将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之资格为目的，而从事于狭义的革命战争，妄想由此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制。

　　所以革命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之参加、赞助革命战争，其倾向必然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平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于是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的呼声便发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应当建立各地人民团体的委员会（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以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至于反动政权之下的革命平民，他们从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夺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积极斗争中，努力赞助北伐的革命战争，不妥协的猛进，当然是无可疑义的。当然亦要指出人民争取政权的目的。

　　九、北京屠杀后，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第一个新阶段。革命战争之中，正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统治崩溃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以现今的形势及国际的一般关系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权之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责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的赞助并主动的参加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燥进”[25]？

　　八月七日倚装改正纪录

　　注释

　　[1]北京屠杀，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为抗议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国民军事件而举行示威游行的爱国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

　　[2]吴张，指吴佩孚、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3]鲁奉军，指当时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4]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第286页注⑤。

　　[5]叶开鑫，见本卷第138页注11。

　　[6]孙传芳，见本卷第46页注55。

　　[7]傅筱庵，当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8]法权会议、关税会议，见本卷第45页注47、46。

　　[9]颜惠庆内阁，见本卷第150页注15。

　　[10]杜阁，指1926年6月22日至9月20日，在奉系军阀支持下，以杜锡珪为代理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内阁。

　　[11]张宗昌，见本卷第47页注59。

　　[12]杨宇霆（1886—1929），辽宁法库人。奉系将领。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等职。后被张学良枪毙。

　　[13]新直系，见本卷第292页注12。

　　[14]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15]方本仁，见本卷第47页注58。

　　[16]唐福生，当时江西军阀的一个师长。

　　[17]田维勤，见本卷第286页注⑥。

　　[18]“五卅”，即1925年的五卅运动。

　　[19]黄埔，指黄埔军校。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近郊黄埔长洲岛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

　　[20]国民政府，即广州国民政府。

　　[21]研究系，见本卷第73页注20。

　　[22]三月二十日，指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23]戴季陶主义，见本卷第44页注36。

　　[24]红枪会、大刀会、硬肚会，见本卷第42页注14。

　　[25]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陈独秀、彭述之曾在《向导》发表文章，反对北伐战争，这里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批评。

　　(1)这是瞿秋白1926年7、8月间在上海的一次谈话记录，整理后未能发表。本卷根据作者自编论文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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