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屠杀后的中日亲善论|瞿秋白

日本对华屠杀后的中日亲善论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自从张吴[1]战胜国民军[2]而英日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对华统治权以来，他们各自都想笼络中国买办式的资产阶级，当做自己的走狗，拿来做抵制中国民众革命化（赤化）的工具。中国的买办，尤其是上海的大资产阶级，从五卅[3]以来屡次卖国卖民，媚侍英国帝国主义，可是，英国帝国主义于假手于他们而镇压民众之后，丝毫真正的让步也不肯给与，于是这些“高等华人”又继续他们屡试而无效的策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恐吓英国的政策。这种政策，从去年五卅戴季陶[4]先生鼓吹劝告“日本回东方来”起（劝告帝国主义者替中国革命和劝告地主资本家替农民工人革命是一样的戴季陶主义），强迫日厂华工先行停止罢工，高唱单独对英……一直到上海总商会[5]等拒绝参加反日示威为止，行了差不多有一年。然而日本的对华侵略仍旧日益厉害；高等华人希望他不和列强一致进攻的思想，早已完全破产。

　　可是，高等华人在张吴战胜之后，因为不能达到华董要求[6]等的目的却还是想进行这一政策——更进一步的高唱中日亲善。上海的所谓商界领袖虞洽卿[7]等居然在五卅周年纪念时，仿佛是为“避免纠纷起见”，组织了大规模的赴日参观团到日本去“观光”。

　　高等华人要求日本的亲善，自然终要送一份礼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份礼物是甚么呢？就是他们帮着压迫日厂罢工的功绩。请看高等华人亲口的供状：

　　去年五卅惨案，余（虞洽卿）与矢田领事[8]调解日厂工潮；颇受双方（？）之非议，但余毫不注意，蓄志在留中日亲善之馀地，不为绝端派所左右，……本总商会复不惜牺牲巨资，以补助日厂工人及与纱工有连系之电汽工人三十馀万元之代价，专为贵国（日本）侨商解决困难，先予上工……（虞氏在大阪的演说）

　　……去年五卅惨案时，本会长劝日商纱厂工人上工，贵国（日本）纱商得免损失，有海关册可证。凡此种种，均为我人增进亲善之诚意，良以中日两国在历史地理文化种族上种种关系，有亲善之必要也。（虞氏在神户演说）

　　我等对于日本并无恶感，确有例证，……如去年五卅案起，迅速解决中日两国间之关系问题是也。（虞氏在东京答日本首相、外相、商相等欢迎辞的演说。）

　　高等华人从大阪、神户到东京，沿途唱着这样的“丑表功”，自然比梅兰芳东渡[9]，还要叫座些。这真是背着顾正红[10]的尸首、日厂中国工人的皮肉和中国民族的权利，沿途叫卖！去年五卅案的近因明明是日厂虐待华工，打死顾正红；去年全国国民对英对日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本是力争中国国家的主权、人民的自由和工人待遇的改良，但是，虞先生却说他是“专为日本侨商解决困难”，“以留中日亲善之余地”。他以“不为绝端派所左右”，夸口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前。然而他“为帝国主义所左右”，如今却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了。高等华人的对外妥协，使五卅运动备受摧残——日厂上工，上海总工会被封，上海对外罢工完全停止，以至于日本出兵满洲[11]，一直到北京屠杀[12]，张吴联军战胜。这样革命运动失败的第一着，便是上海大资产阶级的对日“亲善”。顾正红的死，日厂工人和日船海员复工条件的屈辱，姑且不必详论，就是日厂上工之后，交涉署、总商会和日本领事会同签字的复工条件也不履行；中国民众的背上，还是天天受着日本的鞭笞，而高等华人居然“观光上国”，奴膝婢颜的将以前种种卖国卖民的功绩做敬礼，去求日本人赏赐“亲善”！

　　高等华人现在也不能不口口声声“取销不平等条约”。可是，他们这种废约运动的方法，却真正奇妙不可思议。他们摧残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破坏一切革命的国民运动，抑制反抗不平等条约的力量；然后捧着这些卖国卖民的功绩，去邀日本帝国主义的恩宠，去请求日本人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便是他们的废约运动的方法。虞先生在日本时，表示他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意见，他所反对的是：一、外国海陆军驻华；二、领事裁判权[13]，三、租界制度；四、外国船只航行内河；五、关税由列强协定[14]。然而他太忘怀了——去年五卅以来，中国工人、学生及一般革命民众先后提出来的对外要求（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15]及其他），正是反对这些不平等的待遇，而且自己牺牲生命，忍苦罢工，积极为这些要求而奋斗；那时，是谁破坏这种革命运动，修改这些革命要求的呢？正是他虞老先生代表的上海总商会；鼎鼎有名的“总商会十三条”[16]，便是五卅运动第一步的妥协，取消撤退驻华海陆军等的要求。

　　高等华人这等的卑躬屈节去哀求日本帝国主义亲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实在不大懂得。亦许如虞先生所说：“最近中日两国国民因有鉴于世界之大势及两国之关系，已有相当之觉悟，明知鹬蚌相争，得其利者反为渔翁，其愚实不可及，想日本国民谅亦同具此感。”诚然不错！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正是中国不要反对日本，让日本可以放心大胆的侵略，去和英美等帝国主义竞争，取得统治中国的“优先权”。再不然，便是“实现中日亲善，则两国经济不难发展。……敝国（中国）进口货总额，贵国（日本）占十分之六……如能实行中日亲善，则敝国（中国）地大物博，贵国（日本）在商业上获益更多”。观光上国的参观团自己所带的新闻记者，屡次通信也都说“日人对华亲善之诚意”，完全因为要谋日本剩余生产品在华之销场扩大，并且采取中国大批的廉价原料。日本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中人，更公开的说不谈政治，只要“经济提携”。可见这种“日本回东方来的运动”，或所谓“同文同种的亲善运动”，照我们所看出的，只有两种目的：一是中日亲善而使日本放心侵略，并使英、美等在华势力为日人所占；二是中日亲善使“贵国（日本）不丧失原料之最大来源及商品之最大商场”（亦系虞洽卿语）。然而这种目的，当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决不是中国人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报纸说：“真正之对华亲善，不可以生灭无常殆如蜉蝣之军阀一派为对手，而须以永久性之中国实业阶级为对手；日本之对华政策，舍经济的互相提携外，更无他途。”日本资产阶级要想勾结中国买办式的高等华人之阴谋，观此更是昭然若揭。

　　高等华人中日亲善手段，既是压迫中国民众，他们中日亲善的目的，又是处处为日本打算。这种中日亲善当然废除不了甚么不平等条约，收回不了甚么旅大……高等华人明知道中日两国的利益绝对的冲突，一为掠夺者，一为被掠夺者；单就旅顺大连而论，虞洽卿也知道：“旅大为我北五省之门户，而日人则以为朝鲜之屏藩”；但是，高等华人却只想卑颜屈膝，替日本人想法，用妥协的手段，“友谊的协商”，请日本让步，譬如旅大“归还之后，两国政府不妨于相当范围内，订一妥善协约，庶几彼此均有保障。”他们的亲善运动就算是废约运动，也已经很显然是没有成效的幻想，而且决不是为中国民众工人、农民以至全民族利益的运动；他们尽可置日人一年来的对华屠杀于不顾，他们尽着帮助日人压迫工人罢工，他们尽着为日人谋利便，所想望的却只是“中日商业上的提携”，换句话说，便是买办交易中多赚些利钱，日本帝国主义剥削中国民众的汗血多分润些。所以他们能够只用哀求妥协的方法，为着少数买办的利益而出卖国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他们用着这样手段和方法，抱着这种目的和企图——出卖平民利益而图谋私利，却居然敢于妄想废约。参观团中的余日章[17]先生，有一段和日本新闻记者极有趣的对话：

　　问：贵国有赤化危险否？

　　答：鄙人未之前闻，我深信中国决无赤化之传染，且俄国亦无造成中国赤化之必要，刻下正助中国人民取销不平等条约之运动，则有之。

　　这是甚么一回事？难道以中国接近俄国去恐吓日本使他让步吗？其实有了虞洽卿等努力摧残工人运动，而且鞠躬尽瘁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谋利益，日本很放心的了；无论你们怎样空言恐吓，他是不怕的。除非中国真正能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尤其是和日本无产阶级及农民建立联合战线！中国资产阶级确乎明了苏联的利益不但和中国利益不相冲突，而且能够互助；但是他们惧怕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伸张。所以资产阶级，甚至于上海《商报》的社论，宁可牺牲民众利益，而希望日本“实业界觉悟”，说“日本之实业界已有多年培养之势力，足以操纵自国之议会政治；吾人不信日本实业界欲改善外交，而日本之政府议会敢于反其道而行之。”中国资产阶级不知道现时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真正和弱小民族的经济相提携；而日本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利益却根本与中国民族利益相反，他们政府议会的政策正就是他们实业界的政策，那些高等华人貌为代表中国商民，实际上行的是买办阶级的政策。他们的中日亲善论不但出卖平民群众的利益，并且断送中国实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请看，这次参观团赴日，沿途高唱“解决五卅日厂罢工”的丑表功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之欢迎他们；但是，到了谈及二十一条[18]的时候，日本报纸便教训他们了：“正式签订之国际条约，不能因所谓自始即未经国民承认之不成理由的理由，而即废弃之也。”……此“问题中之满蒙尤以旅大问题，日本在国家民族生存上有绝对的必要，与华盛顿会议[19]当时自动抛弃之他种对华优先权，实不可同日而语。”总之，日本实业界及报界几乎一致斥责“自始即未承认二十一条”是中国人的梦话。这便是赴日参观团的结果和成绩。至于虞先生等回国之后，报告甚么小林博士组织了中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委员会，那不过是这么一种点缀。不但如此，大阪《朝日新闻》解释这一“中日关系委员会”的意义道：“今日中日国交上之隐忧，每多由于中国民间团体之误解；于是有如民间主要势力之商业团体为之于斡旋，则政府与政府之交涉，实为无足重轻。去年六月间日本纺织工厂罢工之解决，并非由交涉使之力，并非由军警之力，实由上海总商会从中斡旋之功。”原来日本人还希望这一委员会，变成永久的日本御用高等华人压迫民众的机关！

　　日本压迫中国已经几十年了，旅大的割据[20]，青岛的强占[21]，二十一条的亡国条约，长沙击杀行人，宜昌惨杀学生，千早丸水手打死华贩，汉口日商洋行刀伤华人……无数次的屠杀；五卅一年，上海内外棉厂击杀顾正红，上海青岛各日厂虐使华工，施行殴打，克扣工资，罢工后又不履行复工条约；安东、汉口、九江等处施行大规模的惨杀[22]，出兵满洲，武力攻袭大沽口[23]，这些事难道高等华人都忘记了吗？不的，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希望赴日参观，殷勤联络感情，便可以“诱发日本人的东方仁爱性能”。然而事实上所得的结果是如此：不平等条约是不能废的，反而要责备中国人遵守条约的义务心。而且正在高等华人游日的时候，日本却在奉天强迫勒收警捐，在厦门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逮捕中国学生，在江西勒索南浔铁路的管理权，在满洲商议增加日本驻兵……全国国民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厂工人更是天天受日资本家的鞭挞，而高等华人却在那里高唱中日亲善！

　　高等华人呵！你们自己得着了些甚么呢？据六月六日上海各报所载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的通告，日人方面竟有许该会总务主任陈翊庭以津贴，而邀他加入赴日参观团的事实。难道赴日参观团诸君所得着的仅仅是几千百元的津贴？我们以为赴日的高等华人，大半都是殷实商家，决不致于少那几千百块钱用，亦许和陈翊庭君一样，早就“毅然拒绝”的了。这样一来，岂不是真正“一无所得，纯尽义务！”

　　呜呼，“廉价之亲善”！

　　原载《向导》1926年6月23日第159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张吴，指张作霖、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3]“五卅”，见本卷第40页注①。

　　[4]戴季陶，见本卷第315页注40。

　　[5]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327页注22。

　　[6]华董要求，指上海资产阶级要求增加租界工部局华董名额。见本卷第45页注48。

　　[7]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8]矢田领事，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

　　[9]梅兰芳东渡，指1924年10—11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第二次赴日演出，曾引起海内外哄动。

　　[10]顾正红，见本卷第108页注16。

　　[11]日本出兵满洲，指1925年12月，日本出兵中国东北，帮助奉系军阀镇压郭松龄倒戈。

　　[12]北京屠杀，即“三一八”惨案。

　　[13]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84页注⑩。

　　[14]关税由列强协定，指协定关税，见本卷第108页注13。

　　[15]“十七条”，即五卅运动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惨案的十七项条件。

　　[16]总商会十三条，指1925年6月13日，上海总商会为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而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十三项条件。主要内容是：撤销非常戒备；释放被捕华人；恢复被封及占据各校原状；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罢工者仍还原职，不扣罢业期内薪资；优待工人；工部局投票权案；制止越界筑路；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等。这十三条较之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是妥协性的，因而引起后者的反对。

　　[17]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1917年起，先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等职。

　　[18]二十一条，见本卷第63页注13。

　　[19]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314页注31。

　　[20]旅大的割据，指1905年日本继沙俄强占中国旅大为其租借地。1923年租借期满拒不归还。

　　[21]青岛的强占，指1914年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由出兵强占青岛。

　　[22]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发生的一系列惨案：6月7日，安东日本警察借口中国缉私人员与朝鲜人冲突，开枪向中国群众射击，造成流血惨案。6月11日，汉口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扫射举行罢工示威的中国工人，击毙或尸沉河底者30余人，伤21人（一说击毙9人，重伤11人）。6月13日，九江英租界当局指使人焚毁台湾银行房屋，反诬是中国工人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在租界实行戒严，不准华人通行，蓄意进行挑衅。

　　[23]武力攻占大沽，即大沽口事件。见本卷第138页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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