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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会议与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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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北京政变[1]本是军阀内部自身的崩坏，国民党受着军阀的压迫和列强的侵略，不能自动的取得解放，已经是中国平民的耻辱，何况军阀自身崩坏的时候还在消极，静待人家的宰割！所以这次政变应当能引起社会各阶级各界的运动，自动的组织奋斗，以达消灭中国平民之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目的。 中国的商界，最近十年来实在是在日渐增长他们的势力。然而，各地的商会往往只能利用这点势力与当地的军阀——执政者作部分的妥协，博取些须小利，而牺牲大部分商人以及农工的权利。例如各地“绅商”勾结官厅谄媚督军或省长；至于普通的民权及有益的全国的经济政策反而不去力争。 其实商人的利益决不是如此方法所能保证的。不看见十几年的战争、兵匪，弄得全国市场凋疲吗？一二人巴结得上督军省长的，固然偶或可以得些小利，全体商人却受了无穷的痛苦。中国商业的发展，全靠有方法能与外资及外货竞争。然而协定的关税保护外商而不保护华商：厘金尤其足以障碍商业的发展，外商却不受这种盘利。这一点是不是商人所应当争的？国内市场如此衰疲，全国的人没有购买力的居大多数，农民工人的生活程度日益低落，无论有怎样价廉物美的货物，也不能有多大的销路。至少要使工人农民的生活在水平线上，而且日益增进，然后商业才能有真正的发达。这层是不是商界所应当注意的？ 这次政变里孙中山先生首先提议召集国民会议，正因为非国民党自己不能解决国是，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废止厘金，保障农工权利——以造成开发中国实业，振兴中国商业的种种条件。商界应当积极的赞助孙先生之国民会议以抵于成功。 如今对于国民会议的召集，虽然已经有段祺瑞表示同意，然而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至少也应由现有的各界团体组织——农商工学各界，关于平民自身的权利，自己国家的根本，决不能不过问的。孙先生的主张正是如此。可是，北京城里居然有人想先召集各省区代表会议——督军省长代表会议，来决定国民会议的召集法。这种办法的结果，岂非官办国民会议，不用说，农工劳苦平民不能插嘴，连商界也在摈除之列。一切废止厘金，收回关税，保障民权等等办法，难道能希望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或官办的国民会议去实行吗？全国的商人呵，赶紧起来力争！ 原载1924年11月30日《评论之评论》第37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历史上称为北京政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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