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瞿秋白

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1)（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这次扣械风潮[1]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从前广州政府对于列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实质上也和奉张、浙卢、湘赵[2]差不多的一个所谓独立的地方政府罢了。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一方面右派抵拒国民党革命化的势力虽然紧张起来，别方面却正因为国民党中渗入了左派革命分子，无论左派还怎样微弱，始终已经不是从前的国民党。广州政府之下左派最初的能力虽不过指挥群众运动，稍稍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气势；然而广州政府本身接近苏俄的事实，却大足以使英国恐慌。所以从广州关余问题直到沙面罢工，虽然主观方面看来，广州政府不能算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而客观上对于英帝国主义虽还不可怕，却已经是一个讨厌东西了。

　　何以说国民党政府还算不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政府呢？因为实际上广州政府不是整个儿的。广州政府并且不能算是国民党的——他的成立和存在完全靠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先生与南方各色各派小军阀的应付；所以实权并不在国民党而在军人。各军擅收税捐，自蓄饷械，大多数只想造成个人的羽翼。这次运械问题中便有滇军廖范[3]等与商团勾结的事实；械运到时，商团曾经想赂买李福林，偷卸上岸。

　　何以说客观上始终英国帝国主义看着广州政府是一种反帝国主义力量呢？沙面罢工风潮便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左派份子的指导、坚持，着实使英帝国主义受些打击。国民党右派及中派虽然用种种方法回避公开的赞助罢工，然而普通党员中的左派，曾经求得市党部的名义，做很热烈的宣传，于是英国方面便分两路进行：一路，勾结右派调和派；一路，趁商团运械暗中与以赞助，又自向政府告发，以挑拨商团起而推翻政府。

　　于是商团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如今政局动摇的危象，还很显著，其形势已经逼到如此分明：即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这本是帝国主义的目的。

　　沙面罢工将了的时候，领事团与罢工者双方的争持，已经只剩得一点：就是巡捕的复职问题，国民党及政府方面的右派居然暗示领事团，说巡捕复职之后，管理他们的权始终在领事方面，何必现时坚持不准复职呢。同时吴铁城、伍朝枢、马超俊等，竟说领事方面斥革巡捕之后，他们担保收用这些巡捕，另编特别警备队。这种破坏罢工的方法可以算得巧妙极了！而且他们对于英法巡捕，很有些歧视，因为马超俊个人与英租界巡捕头有些关系，等到工人觉察这种现象，绝对不信任马、伍等的时候，马、伍没有办法，便趁着商团扣械事件，拿商团威吓工人，并且假借中山名义高压工人。于是实际上马超俊、伍朝枢等右派份子适成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手里的绝妙工具。

　　沙面罢工就此了结；可是刚刚要上工那一天，商团事件已经吵得非常热闹，满城是明天开始罢市的谣言。英法领事便突然翻脸不准工人上工，要想和商团互相呼应两面夹攻政府——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可见。

　　因此可以说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份子巧为内应的活剧。

　　广州罢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陈恭受的指导，已经先行罢市，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当地土豪所组织之民团都有武装，威胁小商，使不敢开门。当地的政府军队竟不能有丝毫处置，迹近故意放纵。于是，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即左派）极端主张严厉对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团预备未周，后援尚无确实担保时，先行挑战。政府方面，不但有军官学校四处，共二千人，而且有农民、工人之赞助——当时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都起而斥责妥协派为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平民——工人与农民，其中市郊农民的农团军原有三千枝枪，工人则可以以扣留的军械立刻武装起来。这种要求当然受国民党中革命派的最热烈的赞助。革命派说，现时商团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北通曹吴[4]，东连陈炯明；因械案发生之后，必然赶紧请援于两方，所以虽然罢市谣传很甚，而始终迟迟六七日不发，便是有意等待援兵；假使等到东江或英国方面有所动作，国民党就只有束手待毙了。因此，应当趁早挑战，就有人提议派人到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都愿意拼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殴杀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人。革命派又提议由国民党发一宣言，以为宣传的方针，内容应当说：“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商民尤其是店员，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雇用。农工阶级屡次受商团的摧残，必然要赞助政府。一切国民的最正当的主张便是不但扣械不能发还，而且要解除商团现有的武装。凡是罢市赞助陈廉伯买办的，国民都认为民贼。”

　　可是实际上佛山虽然开市民大会，而国民党中并没有命令军队采果决手段；右派的军人，在示威运动时名为保护市民工人，事实上却举枪禁止工人通过商团团部的地方——竟是保护商团。革命派所提议的宣言及武装宣传方法都不曾采用。过了几天，忽然发现国民党中央的告商人书，说得不痛不痒，仿佛政府得罪了商人似的。最后，才勉强召集市民大会于广州；然而武装宣传不实行，党员不能积极在群众中及市民中根据革命派所拟之宣言活动，偶然的一次市民大会，劳动群众虽然能表现他们的奋斗精神，却事实上没有预备好。于此便发见国民党中派诸首领不能负指导群众、组织群众的重任；并且没有政治的眼光，不能当得革命的领袖。——劳动群众愿意赞助他们，他们却怕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赞助，因而不能指导群众，预备决心和反革命奋斗到底。

　　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都自称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这是罢市之前的形势。当时的斗争简直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党外的反映到党内的局面。我们若分析出这一方面的情势，对于以后政潮的变迁便可一目了然。

　　陈廉伯、陈恭受及右派军人等是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其间有许许多多游移分子，如政府中之右派军人，主张调和的官僚，无异乎帝国主义间接的工具；幻想维持政权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的中派诸要人，便间接而又间接的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这几派的斗争便成功这一次的政潮。

　　广州市民大会之后一天便罢市了。当时买办阶级诸叛徒的策略，第一便是放出“共产即在目前”的谣言；第二用什么“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发出政纲，否认三民主义的意义，主张不党主义；第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命令他们驱逐县长，宣布独立。武装商团，差不多完全改换便装，到处检查不罢市的商铺，在团的不用说，不在团的便用强迫手段，再不成，便故意捣乱：譬如聚着三五人，带着手枪到不肯罢市的茶店或铺家故意寻事或假作互打；再则收买中央银行纸币，持向不肯罢市的店家强迫使用。他们自己尽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而国民党所散传单以及其他团体攻击商团的传单，他们便以强力制止商家不准阅看；甚至西关一带之政府布告，也随贴随扯，不准市民观看，常用武力驱散看众，又派人殴打派报工人，不准市民阅报。总之，完完全全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因此，许多小商人虽然不愿罢市，也不得不罢，然而至多不过全市十分之六罢了市。后来因为劳动市民的反对，政府的查办，剩得只有少数大商铺插起外国国旗闭着大门。商团军就专保护这些外国商铺，反抵中国政府，以罢市勒索枪械。——这是当时显然的景象；所堪注意的是这“外国军队”——商团军的首领却自称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陈廉伯。可是政府方面的军队中间也有外国买办的奸细，竭力主张调和，不肯尽力镇压商团，而托名于“和平调解”。伍朝枢在第一天便想调停，以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想和假借中国商民名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军订城下之盟；所谓商会，以至于善堂也四方八面的找汪精卫等以及各总司令出来说话，有以二十万元“供献”政府，由政府“依法”发还枪械的传说。国民党右派的这种行动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反对政府的手段：他们表面上说是怕帝国主义直接来干涉，所以应当如此；实际上却是不用帝国主义费力而由他们赶紧代为履行其政策。市民的劳动界都非常愤慨。声言如果真正赞助革命政府，只有解除商团武装之一法。并且各举代表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平粜委员会，预备收管食粮以及重要的公共消费品，使商团不能以罢市要挟，尤其要使他们不能以饿死平民的手段胁迫革命政府妥协。当时农民自卫军及工人代表会都曾积极预备。那时候，冒充工人首领的马超俊，唯恐革命派果断实行，亟亟自夸可以一手办成管理食粮事务，可是工人群众因为他屡次压迫、欺骗、恐吓工人，到这时已经绝不信仰他。结果管理食粮队，预备武装保卫民食队仍然由革命派完全预备妥当。当时提议须急速进行：一面实行收管米粮作持久之计，一面即刻解除商团武装；肃清政府及党内的反革命派，然而国民党最高党部中派诸要人始终找不出这样一个决心，迁延复迁延，坐令商团和英国海军及右派军人勾结妥当，于是局势便突然大变。

　　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居然以武装调停的威风提出六个条件，要政府接受五十万元而发还枪械。——这无异是将三十年来国民革命的首领孙中山廉价出售于商团。同时英国领事通知政府说，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命令，若政府对商团开火，驻广州的英国海军便将立即攻打政府。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陈廉伯、范石生等对于中山政府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亦就是国民党自己的右派党员及军人对于革命政府的大蹂躏。

　　当时革命派的主张是：商团枪械完全没收，分发真正之政府军队及广州之农民及工人自卫军；买办阶级之武装队不准存在，另编平民警备军，以劳动平民为根本。此外，更主张取消一切杂捐，统一财政——使作乱及反革命的军人无所凭借，并且真正减少贫民的负担。再则，便是民选市长，使当时广州市民间商民间的分化，都有政治上的表现。

　　当时商团之中早已有了分化：一部分勾结李福林的，如河南商人便没有罢市，大名鼎鼎的药铺老板李朗如也没有“参加反抗政府的行动”；一部分已经勾结好廖范及英国帝国主义，如邓介石等，愿意出五十万元收买广州政府，愿意使陈廉伯通电“悔过”，以保留即刻继续活动之可能；一部分主张陈廉伯“无过可悔”，以为五十万元太多，应当无条件发还枪械，即刻以激烈手段对付政府。于是乎右派分子如孙科等便以为政府方面不应组织工团军，不应倡议管理食粮等政策，应急急与邓介石等妥协，允许履行条件后从速发还枪械。然而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八月三十一日）早已宣布范廖之反革命行为，不服从政府命令，并且声明绝对否认允许调解条件。此后各劳动平民团体，尤其是在九七纪念日市民大会上，都很急激的要求解除商团武装，否认允许条件。因此，右派的政策既与中山的声明相左，又与民众的要求大相违背。——当时的政府若真有决心，很可以立刻武装平民以卫广州，预备作战，实行减捐民选。可是中山声明只管声明，而中派要人竟别出心裁想出这样解决的方案：“最好暂时瞒住真消息，与商团之最接近政府者联络，再设法使商团‘就范’改组，使实际上得着同样的结果，而表面上不露痕迹。”于是这政潮的结果便成奇突的现象：

　　趁着旧市长去职，新市长未选出以前，李福林竟做了市长，李朗如竟做了公安局长。表面上是这一部分商团代表因与政府妥协而取得政权；实际上他们有了政权——一切改组商团、民选市长等条例便在他们手里；这种妥协实在有利于反革命派。最要注意的便是胡汉民先生上台做省长；廖仲恺一面声明自己非共产党员，一面仿佛引咎辞去省长。这一方面便已经确实是政府向反革命的妥协。农民自卫军及工团军的枪械一直没有发出来；而枪械“依手续发还，改组商团”等消息，广州各报尽着宣传，仿佛是故意反对中山先生的声明，而受中派某要人之指使似的。然因为左派及群众的反对，不时又散布“政府要求三百万军饷，商械中长枪已经用于北伐军，令兵工厂赶造偿还”等消息以乱视听，似乎又想实现中山的声明似的。这都是中派态度动摇不定的反映。由上看来，那想不露痕迹偷偷摸摸实行自己的政策——即避开革命的道路而想利用商团之一部分的中派，毕竟要受商团的利用，毕竟要丧失自己的政策，结局不过是仍旧承袭右派的衣钵！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的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单想用暗渡陈仓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拼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

　　原载1924年10月1日《向导》第85期

　　署名：巨缘

　　注释

　　[1]扣械风潮，参见本卷第621页注⑦。

　　[2]奉张、浙卢、湘赵，指奉天军阀张作霖（1875—1928），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1867—1933），湖南军阀赵恒惕（1880—1971）。

　　[3]滇军廖范，指当时驻防在广州的云南军阀廖行超和范石生。

　　[4]曹、吴，指曹锟、吴佩孚。

　　(1)本文是作者为《向导》周报写的广州通讯，原题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成这个题目，并作了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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