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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公开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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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抱朴[1]兄: 读(大选[2]后的)《时事新报》,载有你的哈尔滨来信,(大选后的)《晨报》上又另有一篇你的文章;实在不胜欢喜,为什么呢? 我们去年夏天曾经同在莫斯科郊外乌狄勒纳雅别墅(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唯物史观(你通信上是说没有这门功课的,我却记得很清楚),如今又得了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物证,可以贡献你:就是你自己的信。我当时还只敢“假设”: 一、中国如此的经济组织里,最会发生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以为俄都十月一声炮响后,一切旧时帝制资本主义的流弊便立刻轰得烟消云散,顿现地上的天堂。 二、中国如此的经济组织里,很会破裂出一些非阶级化的青年,想做人上人的青年——他们以为万重压迫下刚刚抬起头的无产阶级,内忧外患不知多多少的苏维埃国家,便应当供给他们(中国青年)吃、穿、住、读书,要读什么便是什么;他们以为这样的经济能力(不但能供给自己国内所有的人——有钱的商人亦包括在内,而且能供给中国,以及世界学生的经济能力),亦是可以由革命旗的影子里显出来的。 三、中国如此的经济组织里,很会发生一种消极的民主(?)主义思想:以为一切组织(机关)都是治人的机关,而不是治事的机关,——学校里的办事稍不周到,便算是压迫学生;以为那“地上天堂”里的学校,便应该有三头六臂的办事员,专门来伺候“读书人”——中国的尊贵的士;而学生自己,却可以不去研究设法,——去明白那“事实上材料不够,只能等一等”的深奥哲理。 四、总之,中国的经济组织值此开始资产阶级化之时,可以发生一种奇妙不可思议的自由(?)主义观:假使罢工……(唉!何必说此逆耳之言)……假使罢工时有破坏团体的工人,团体是不应当干涉的;假使革命政府成立,阴谋推翻革命政府的人,是不应当加以强制的;——因为中国人所要的革命政府是专为被人推翻而设的;中国人的吃饭是求饿的,而不是求饱的。这样的自由主义可以发生一种事实。譬如东方大学里的寄宿舍(所有的就只那几所,没有来得及特为中国学生‘办差’,新盖起来),分配的时候,不幸印度学生的好些,中国学生的坏些;于是便算学校侵犯了中国学生的自由了,中国学生便大动其气,于是写…… 现在呢?我却敢断定中国有这几种思想,不仅只是假设的了,——因为有你的信。我们两人是好朋友,又是同研究唯物史观的;所以我既有新发见,自然应当告诉你,请你看那几天《时事新报》的第一张,……啊!我错了,不必,你看自己的信稿罢。 这是我看了你的信所以欢喜的第一原因。 再则,你比我晚回来不过半年,居然在这半年之间,见了俄国政府许多负责任的国家职员(如你所谓“红党要人”等),都谈过话而知道详情;我祝你俄文进步。半年之内你竟已能如此流利的与俄国人谈话,那么,你的俄文程度比我走的时候已经有天渊之隔,可贺可贺!譬如俄国教员说“哈尔滨是俄地”这句话,我就没有听懂;这也许我心上存着“哈尔滨是中国地”的“成见”,所以没有理会罢?我现在还接到俄文报——哈尔滨的报,我也没有看成:俄国谋夺中东路的阴谋;这也许是我先看了中国报载:加拉罕[3]赞助中国政府对于中东地亩问题的处置,美国大使反为旧俄“仗义执言”的事实,因此心存“成见”罢?然而也许我的俄文程度还不够看报。你若在哈尔滨,请你寄些俄文文件,足以证明阴谋中东路的证据来;——一则破了我的成见,二则长进长进我的俄文,我一定感激不尽。总之,你的俄文大进步了,可喜可喜。 这是我见了你的信所以欢喜的第二原因。 敬祝研究进步 你的朋友瞿秋白 1923年11月16日 DS:你现在不比以前了,我想你可以看得懂俄文,而且很自由很快乐!彼得城近年来大学教授出版的唯心派的《哲学杂志》,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杂志,还有许多不赞成共产党的文学书籍,我劝你现在更可以去多买些看看,他们于你有很大的益处。再则,现在你若在莫斯科,就可以直接寄信到“中国哈尔滨”了——因为中国政府已“谕允”中俄通邮。现在不象从前:我初回国,要写信给耿济之,中国邮局对我说:“不要写俄国赤塔,请写中国满洲里转赤塔领馆”,也和俄国邮局当初告诉你不要写“中国哈尔滨”一样的。 又及 原载1923年11月2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注释 [1]抱朴,即秦涤青,江苏无锡人,1922—1923年期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坚持反对派观点被开除出党。以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2]大选,指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总统。 [3]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7),苏联外交家。曾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和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身份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1926年出使中国,先后任苏联政府赴华外交特使及第一任驻华大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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