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瞿秋白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中国的经济发展久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半宗法社会的状态，所以虽然号称“中国”，其实是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半自然经济”的区域，生生的粘合起来罢了，——那里是整个完全的中国？因此，每一经济区域自然形成一政治的中心，——割据的局面借此而造成。从外国资本制度的侵入以来，一方面，他利用中国社会此种涣散零落的经济组织，假手于官僚军阀，而确立其“势力范围”；同时别一方面，工商业亦因之作畸形的发展，渐渐破此几十重障壁，以求大刀阔斧的运用其“欧洲式文明”。暂时的局势如此，所以军阀制度有所凭借，——外国资本家及中国奸商的经济力量，直接的或间接的都还可以在一区域内载得住所谓“地方政府”。然而，亦就因为如此，一面反激，一面开濬，中国的平民渐能养成其反抗力及组织力，尤其以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为甚。

　　中国的经济程度既如此，平民的经济能力不能集中，政治实力自无结合，于是，非受专制君主之巡抚镇守，就受变相的封建诸侯（军阀）之督理宣慰，——虽有所谓“辛亥革命”，也是枉然。“统一，统一”，——初不过是一尊的皇帝制度的呼声。等到军阀势均力敌，等到中国平民经济力增长，——前者相互之间畸角势成，畏于发难；后者逐渐开展，力求接触，急需融汇，于是有今日要求“省宪”（或自治）与“统一”同时发作的现象。固然是政治经济略进一步的朕兆，然而结果必仅得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妥协撮合的複影。现在的反动势力，或以自力，或借着外国帝国主义作后盾，还在极力把中国社会往后拉，——回向封建制度，况且地方政权的本身（军阀），依其天性，已经是畸形的封建制度的现象。中国自己的工商业之发展，却在要求正轨的进步，要求自分而合，融汇全国经济为一体。此处为篇幅所限，不能详尽分析，但请中国平民，处此进退顺逆两潮流中，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方能积极奋斗。否则，军阀借重帝国主义姑不待言；经济不能独立的中国资产阶级也要借重帝国主义，甚至于政治能力薄弱的平民，也想借重帝国主义，这才是“有奶便是娘呢”！

　　要知道，不论是整个的，是零碎的，是和平，是武力，帝国主义的“野心”非吞灭中国净尽不止。其实他连这“野心”之心也没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逼迫他，使他不得不如此做，——帝国主义若没有中国，便不能存在。这是他的生死问题，可亦是中国的生死关头呵！中国若是畸形的封建制度国家，则帝国主义格外容易零刲脔割；若是经济潮流倾于统一，有利于列强财政资本的攫取，则帝国主义亦将助大资产阶级与大军阀携手，或是武力统一，或是……反正不出他的范围。独有积极的以自力消灭此封建制度，不但间接已与帝国主义一大打击，而且也非此不足肃清“中央政府”，建立“平民的统一国家，平民的地方自治政体”。

　　请看：

　　一、湖南赵恒惕委托中交两行代向外商借债二百万元，以地丁[1]作抵，好来养兵。

　　二、山东省议员王贡忱代日商冒牌承办盐田。

　　三、福建农民因军队拉夫，行农奴时代之政策，持白旗请愿于各国领事，要求收容，表示脱离中华民国国籍之愿望。

　　四、浙江公民开大会反对议员受赂费，反遭政客走狗殴打。

　　五、江苏省长勒派七百万公债。

　　六、河南张福来违背约法，禁止京汉工人开总工会。

　　七、湖北萧耀南任意屠杀京汉罢工工人，封闭工会。

　　八、直隶曹锟擅行拘捕京汉工会之职员代表。

　　九、吴佩孚开府洛阳，据国家铁路，视为私产，任意取携。

　　十、张作霖霸占东三省，俨然王国，甚至于外交人员都成张氏家臣。

　　这不过拉杂举的例，其他各省，没有一处不生这种“地方问题”，难道是“省宪”、“自治”所能解决？此种目前现实的“地方问题”，关系于中国社会生活非常重要，不在中央的国会、制宪、理财等问题之下。中央问题的解决不足以解决地方问题。地方问题的解决更不足以解决中央问题（如：中央财政既非歼尽军阀不得解决，省宪运动更无能力保障民权）。原来现在所谓“中央”，实际本未存在，只是各“地方”中最强者的称号。本来没有合，有什么可分！单就上列各例而论，中国现存的制度，明明白白是一封建形式，——正要创造中央，以合经济生活求统一的倾向，决不用倡导分治，停滞社会进化的机运。平民的创造中央自然应当从地方着手，然而必须一竿到底；否则限于自治，不但中央问题不能解决，自治始终不得稳固，而且至多弄得个宗法社会的同乡主义，——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事。军阀假使得大资产阶级与之妥协，便要妄想以武力统一，势必造成皇帝制度，那时更无所谓民权；若是他暂时势力微小，又要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联治运动，甚至于卢永祥之冒充同乡，——以巩固他的割据的局面。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必利于有军阀的统一或联治，决不愿有平民的民权运动建成真正的独立国家。所以他尽可以一面与吴佩孚吊膀子，一面暗助陈炯明，一面附和上海大资产阶级的理财裁兵的空言，一面嗾使萧耀南于京汉罢工失败后，尽行封闭湖北的各种工会，——尤其注意于与外国资本有关系的。凡此一切，都因中国正在过渡时代，经济组织还不免涣散，而平民运动方在开始，力量很小，以至于放任军阀及帝国主义横行，——是地方政治的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恶现象。

　　经济区域所限，政治运动往往易于散漫，不是此起彼落不相呼应，就是只顾中央忘了地方，或是只顾地方忘了中央。现在各地方的问题如此迫急，中央的问题如此纠葛，看来混淆杂乱，好像各不相关，其实大谬不然。军阀制度自成其为无系统的系统，——试看：郑州封闭京汉总工会；汉口、长辛店拘捕残杀工人；津浦革除“不安分的”工会职员，以至于寻常苦力，任他流离失所；接着上海就禁止商会的裁兵示威运动，商人因此缩脚；北京毒打学生；孙传芳进闽，沈鸿英乱粤，杨森入川。请问：何丰林不去，市民行动都不自由，裁什么兵，理什么财！吴佩孚不诛，成都石室中闭门制宪的省自治骗什么鬼！

　　可见中央地方问题原是分不开的。必须要痛痛快快的总解决。不但是“必要”而已，而且已有开始的“可能”。何以呢？帝国主义已经渗入中国经济生活，铁道矿山及汽机工业既集中资本，同时亦集中无产阶级，都已到一定的程度。京汉路总工会有成立的需要，全国铁路工会有成立的需要，矿工海员亦是如此，以至于全国的劳工运动之统一；不但劳动平民如此，近年资产阶级——商联会等一切运动无不有由分而合的趋势；就是新银行团等外国大资本家声言“中国不统一不借款”，也足以证明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统一的需要（除非是投机式外交阴谋的政治借款，方肯冒险）。总之，中国现时地方政治的封建制度，虽有万恶军阀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的挽留，始终是留不住的了。他们自己都渐渐的想着，——不过暂时势均力敌，互相争长，真命天子还没有露面罢了。此种阵势只有两方决最后的一战。究竟是军阀来统一，还是平民来统一？军阀统一是由封建变成郡县的老文章，平民统一是由封建进于民治的大进步。中国的人民呵，请问你愿意那一种？由现势进于统一，必经地方革命；若放任军阀霸占地方或与之妥协“自治”，必不能进于平民的统一，并不能得真正自治。军阀妥协的自治不过以地方为其侵夺略取的根据，各求遂其武力统一的梦想；平民革命的自治方能互相汇合直取中央，以建立真正的统一。中国的人民呵，请问你要那一种？

　　最大多数的中国劳动平民，要求全国的联合正是非常迫切，已到澈底以自力打破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时机！

　　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全国商会也有过这样的宣言。可是等到京汉路工真正实行罢工，并酝酿全国的铁路罢工，那时却不见各方的援助，商会更吓得自己声言不敢“附和”。劳工阶级在智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会的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高得多呢。他不怕外国人说闲话，也不怕何丰林出告示，——以中国政治问题看作整个的看，要运动必是趋于统一的运动，现在虽还是其中的少数，不久便当普遍全国，——确是能适应中国经济流动的趋势。资产阶级呢，不但胆小如鼠，只顾目前，或者倡导所谓“联治”，得一个浙江、湖南、四川现在的好成绩；甚至于上海的商界打个电报反对中央，北京的商人反看着国会府院发呆，各省公民代表受军阀赂买离间，旅外的同乡又只持快邮代电主义，白白的教邮差费神。这种解决中央问题、解决地方问题的方法，真正笑死了人！若是不改这种谬误观念，永久不能脱离军阀的压制，那就只有持白旗降服帝国主义了，唉！

　　总之，地方问题（南北问题亦在内），与中央问题（宪法问题亦在内），应当有一线的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应当各就当时当地联合各界以至于全国，组织平民群众一致反抗军阀政客，肃清腐败政治，响应南方革命，以直接行动积极斗争，自下而上一直涌向中央，歼灭一切军阀；然后才能自上而下以革命政府澈底解决全局，确立民权；然后才有宪可制，有财可理，有实业可振兴，有教育可提高普及……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象中，颠覆封建制度，掘帝国主义的根，绝帝国主义的命，所当取的方法，所不得不取的方法。

　　原载1923年5月2日《向导》第23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地丁，清代“摊丁入地”后田赋和丁银的合称。参见本卷第25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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