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一九二三年三月）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如果假设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瞭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且还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青年妇女，自己本亦能做女工，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Dr．Nyok Ching Tsur，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 für Mensden der Stadt Niugpo！Tubingen．1909，P．51[1]）这是十五六年前的话。如今呢，比较僻静的外省外县，还不是如此？更不用谈到乡村了。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里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2]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依西欧历史的类似阶段而论，中国其实还没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还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酋长时期，进于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呢（此处当然是比拟而说，不可拘泥）。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铐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3]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行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财阀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的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此地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足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家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琐屑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瑰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堕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福州市民甚至于打着白旗向日本领事馆投降，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消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的“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出境[4]，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关税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新近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而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澈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于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阨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这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已经没有能力，——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其实假设大多数人能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原载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见Nyokching Tsur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1909年版，第51页。

　　[2]改丁归漕，即“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代役丁银逐渐摊入田亩征收，但未普遍执行。清继续施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

　　[3]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学者极力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东方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正在破产中的“物质文明”。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杜亚泉（伧父）、梁启超、梁漱溟、唐大圆等，被称为“东方文化派”。

　　[4]1923年1月，美国资本家克门和美国领事索克宾偷运银元6万出境，被中国关卡发现后，克门竟开枪射击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被迫开枪回击，将克门击毙，从而引起中美间的严重交涉。

　　(1)本文收入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时，删去了原文结尾的一段文字，这里仍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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