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当时全国的工农斗争都在剧烈起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在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的势力——大部分是工农势力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学生及下级军官等，也在增长起来。于是提到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当时的北伐，在工农群众方面是要推翻北方军阀，以及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全国的劳动平民的政权，扩大工农群众的自由，并且把国民党完全变成工农群众的党。在资产阶级方面，却是要想利用北伐扩充自己的地盘，将北方军阀的政府取消，设立自己的政府，也要用国民党的招牌，一方面可以得着中央政府的地位，去和帝国主义各国做买卖，要些让步，别方面用全国民族利益的名义，禁止工农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决定举行北伐以后，便藉口北伐，一方面进攻工人农民，一方面扩充自己势力。说北伐要紧，后方要平静，不可捣乱。说工人不可以罢工，并且要加紧做工。说农民不可抗租抗税，反对土豪劣绅，以致阻碍政府税收，减少北伐经费等等，国民党的其他军官也是如此。他们实际上都是加捐加税剥削工农，扩充军队，到一处便多一处收入。

　　工人农民对于北伐，认为在北伐之中是可以发展工农的势力的。蒋介石在北伐中可以发展其自己的军事财政势力，工人农民便能发展群众的势力，因此也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对于在广东的禁止罢工，不准农民反抗地主等，也竭力反对。

　　北伐使中国的革命更加扩大范围，使革命更高涨。这一种高涨的情形，激起全国的革命运动，影响国民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蒋介石。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破产、失业、穷困等等原因，对于革命的要求，要切急些，比民族资产阶级的胆子大一点，主张也比较激烈，普通的叫他们做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蒋介石等，主张和平些，能和帝国主义等易于接近，他们又特别怕工农势力，比怕帝国主义还厉害，这类人叫做右派。在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权势薰天，号称左派的领袖（汪精卫）等，逃的逃跑的跑了，一时软化的软化了。五月十五日以后，蒋介石引进了许多地主封建分子参加了国民政府，不但压迫共产党，并且压迫左派。

　　蒋介石在北伐开始，便能得国民政府的军事全权，做了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一切事情都是他大权独揽。在北伐中间，各地民众斗争日益发动起来，尤其是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及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有几万几十万人参加，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几百万。各地民众直接起来打倒当时的土豪、绅士。这些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面发展工农组织，一面联合起来成为地方上的国民党党部。这种民众团体有些地方直接变成当地的革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反革命派，枪毙豪绅，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这种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兴奋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专政。十月十五号，国民党中央因为北伐军已打下了很多地方，要讨论如何工作的方针，便召集了全国各省党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会的人有左派，有右派，左派比较有势力，这个大会便有些反对蒋介石独揽军权，随意处置事情，不照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同意，主张提高党权，以抑制蒋介石。

　　北伐军出发，首先便打湖南。湖南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起，农民运动已经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了。到这时候，湖南到处的农民都起来响应北伐军，帮助北伐军打北方吴佩孚的军队。北伐军到一处便胜利一处，很快的就打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农民既经北伐而起来斗争，他们的组织（农民协会）大大的发展，大概算起来，组织在农民协会之内，及与农民协会发生关系的农民，在湖南全省合起来有一千万以上的人。他们有如此大的势力，便要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了：第一，便是帮助北伐军：送茶饭，引路，做向导，当侦探，组织了的农军骚扰北方军阀的后方，参加战争等等。第二，便是捉捕驱逐乡村里的反革命派，地主、土豪、劣绅。第三，反对乡村里的旧习惯，反对敬菩萨，拜神道，供祖先等的迷信。第四，要求土地，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要求。他们最苦的事情，便是没有土地，这时候便起来要土地了。开始就是不缴租，不还债，将压迫他们的地主、豪绅、恶霸杀死。再进一步，他们觉得地主、豪绅等管理乡村里的事情终不公平，终是保护地主豪绅，欺侮农民，于是将一切地方上的事情都不要绅士、乡董、地保等来解决，都到自己农会里来解决，这便是湖南农民在北伐中所得到革命胜利，这件事叫做农民自己夺取乡村政权（管理乡村中一切大小地方上的事情）。

　　十月十日北伐军打下了武昌城，汉口、汉阳早就打下了，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即把残军立刻退去，湖北便都归北伐军管了。接着便由湖南、湖北双方夹攻江西。到十二月里，孙传芳[54]大败，江西也打下来了。湖北、江西的农民也与湖南的差不多都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斗争。

　　同时湖北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工人运动，非常高涨，是以前所未看见过的。在北伐军还没有到武汉的时候，湖北的工人便不断的罢工，宣传推翻吴佩孚等等的斗争。到打下了汉口、汉阳，包围武昌城的时候便帮助北伐军打武昌城，很多工人在城下牺牲了。武昌城一打下工人运动更加高涨：

　　（一）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将反革命的资本家赶走或者捆起来。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举行了很多的罢工，前后共计差不多有三百余件，结果大多数得到了胜利，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

　　（二）组织工会。在吴佩孚的时期，只有很少的工会，并且都是不能露面的，秘密存在的。到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工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统统组织起来了，各行各业，各个工厂，各个商店的学徒店员，差不多没有一个工人不加入工会。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武汉三镇有三十几万，湖北全省有五十几万。有几百个小工会，几十个大工会。各个纱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纱厂总工会。各个铁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了五金总工会。各个店员工会联合起来也组织了店员总工会。各个码头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码头总工会……等等。并且组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

　　（三）各个工会组织了纠察队，教工人使用枪炮，这样武装训练工人，是要使工人能自己拿着枪炮去打反革命者，是要使革命的力量更充实起来。

　　（四）组织了劳动童子团。这时候革命的高潮，不但激起了全中国的大人知道要解决自己的痛苦要革命，就是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要革命了。武汉三镇及北伐军胜利的地方都组织了童子团，加入的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他们也帮着做各种事情。

　　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新年（一月一日到三日）的时候，全体武汉工人、学生、商人，都起来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庆祝北伐的胜利。这时英国帝国主义非常害怕，便在汉口英租界上布起电网砂包，水军登陆，预备向工人进攻。在一月三日那一天，工人宣传队及军官学校学生到街上来讲演，跑到英租界时，英国军队不许，并且打中国人，于是激起了工人市民的反对，发生冲突。英国水兵在冲突时便开枪杀人，杀伤了好几个中国人，杀死了一个（？）车夫。于是全体工人起来反抗，工人纠察队便占领租界，全体工人为国民党政府的帮助，与英国人办外交，结果英国租界被中国人收回，归中国人管理。在这件事情里汉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英国帝国主义屈服，这件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更表明工人阶级力量的重大，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之勇敢和坚决。促进中国的大革命更向前发展。

　　在英租界收回以后，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开会，到会代表数百，代表工人五十余万。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仅在武汉三镇，在各县都发展起来了，大冶、宜昌、沙市等地都有了许多工会的组织，都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斗争，如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等等。

　　北伐军打下湖南、武汉之后，震动了全中国，浙江省长夏超[55]，便想投机，投降北伐军，在杭州独立，倒孙传芳的戈。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五卅之后，从未停止，到这时更是磨拳擦掌，预备着起来暴动，推翻军阀的统治。在一九二六年的年底便起来暴动。夏超这时也已起事，派兵打上海，因为兵力太弱，失败了。上海工人的暴动呢，也因准备不够，没有武器，组织不完善，时日没有选择好而失败了。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暴动。

　　从五卅到这时的中国革命，可以看得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想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的革命只要仅仅达到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目的，不要过于发展。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民国十四年）到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国十六年）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工农力量一天一天加大，工农力量愈加大，民族资产阶级心里便愈恐慌。第一次在五卅运动发展中，开始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的，最后便退出，并出卖工人。到了省港罢工扩大，广东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发展时，民族资产阶级又恐慌起来，发生“三月二十”事变，企图用军队的力量限制工农势力的发展。不过这个计划得不到多少成效。于是出师北伐。可是北伐中蒋介石一派固然增强了一些军力，财政收入也有了来源（占据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几省地盘），但是群众势力，增长比他更大。北伐军打下湖北、江西以后，形成了两个形势：一方面，工农和为革命高潮所激动的小资产阶级，还拼命地推着革命往前发展。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见到工农民众势力的强大，心里着慌起来，想拿革命领导权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可是事实上还做不到。

　　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已经迁到武汉，却在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监督之下，蒋介石等军阀不能任意横行。蒋介石便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做幌子，在南昌独树一帜，表面上虽还没有破裂，实际上呢，已经互相对立了。武汉当时的力量比南昌还强，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都归向革命的武汉，受武汉政府的支配，一小部分不敢助武汉，也不敢助蒋介石，站在中间，观看风色。蒋介石便成为大家不信任的人，非常孤立。

　　蒋介石既到了这步田地，便不得不另设办法，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武汉政府对抗。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向反革命路上去，革命的道路他再也不敢走了。扩充势力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与帝国主义勾结，第二扩充地盘添招军队，压迫工农。于是他便继续向上海打，以便易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国十六年）初攻下杭州，由沪杭铁路（由上海到浙江的杭州）向上海进展。

　　上海工人阶级在第一次暴动失败后，仍旧继续准备第二次暴动。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听说北伐军快到上海，上海工人便又立刻起来暴动，这次暴动也失败了。失败原因：第一，准备未妥，第二，因为蒋介石有意迟缓行军，企望上海工人受了很多的打击，等他自己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工人阶级已被北方军阀打败，不足惧怕，那时他便容易来压迫上海工人了。因此他叫白崇禧在沪杭之间，停兵不进。

　　这时武汉政府也发兵东征打南京，派第二军、第六军等军队从安徽向南京开。

　　[54]孙传芳，见本卷第64页注53。

　　[55]夏超，当时任浙江省省长，1926年10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宣布浙江独立，响应国民革命。后为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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