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三节五大矛盾(2)

第三节五大矛盾(2)

　　第三，就是豪绅、军阀之间的矛盾。豪绅地主式的军阀，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来看：江苏江北地方有些县份农民的破产失业急剧而广大，弄得遍地皆匪，而匪的首领便可以是当地的大豪绅，豪绅可以替土匪买枪弹、走衙门。这种豪绅率领下的土匪往往不抢本地而“向外发展”。国民党式的军阀，便是这种性质。中国社会巨大的“游民化”——造成二十年来的兵匪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反帝国主义革命巨大开展的原因之一。如此生长而向外发展的无量数的小军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居然也会在孙中山“领导”之下来“参加”革命。这是客观的事实，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崩溃的结果；这些豪绅、地主都和地方市场上的商业资本，尤其是货币资本（Noactauy Cofatal——钱庄、当铺等）有密切的关系，全中国的这种商业货币资本有集中的积累的趋势，它内部的竞争倾轧非常之剧烈，破产而失业的数量也非常之巨大。这些斗争，是以地方同乡团体或其他宗法社会关系（如同姓，亲戚，同学等）的团体之互斗来表现的。豪绅、地主阶级所以成为一个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共同维持着半封建性的对于工农的剥削制度。过此以往，他们内部的斗争是复杂到万分的。二十年来中国各省小军阀的互争，就是这种表演——四川、福建是最明显的例。国民党的“革命”，——虽然以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来领导，但是客观上是不能不是“尾大不掉”的领导，中国资产阶级只能靠着收拾这些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来“革命”。所以国民党的军队之中，分着广西派、湖南派、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其他贺耀祖、柏文蔚等等无数的派别，派别之内又有派别，就是蒋介石的黄埔军队也是逐渐同化于这些性质的军队。这些派别，各自都要伸张自己的军队，各自都要向外发展、扩充地盘。它们之间的冲突矛盾混战是不能解决的，除非兵士群众起来推翻它们，起来与工农联合自觉的参加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第四，就是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结合反动的联盟，以强暴的残酷政策来取消革命——国民党的消灭与背叛是如此解释。国民党成为一反动联盟的党，固然，国民党还有些须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在内，但是国民党四次中央会议完成反革命事业——确言之，完成国民党的反革命化之后，实际上国民党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事联盟，——而党部的作用缩小到极点，或者公开的取消。国民党是除军队以外，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力量。然而并不是说它既然结合联盟，内部便没有利益的矛盾。豪绅、地主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资产阶级客观上是需要全国市场的统一，豪绅、地主却要延长厘金[82]、关卡以便利于自己的垄断地方市场，操纵物价。资产阶级是需要，譬如说，禁止棉花出口，豪绅、地主实际上都可以和买办阶级联合而反对禁棉出口。资产阶级需要统一币制，而豪绅、地主却要霸占地方市场的金融，利用无价纸币吸收贫民膏血。资产阶级需要急速的剧大的战争（战争事实上不能免）以屠杀、消灭他们所谓“过剩的人口”，就是消灭许多杂色军队，统一中国。但是豪绅、地主却不能不各自扩充武装，从小小的民团以至军队，他们互相吞噬，亦就互相反对别人的侵犯。最后，一般资产阶级社会，受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苛捐杂税重重压榨而经济、财政急剧的破坏，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最近一般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都在抱怨国民党。北伐初起时说减少捐税，现在反而更加增多了。然而革命的工农“蠢动”，使他们又必须养着这许多军队，以保护自己的剥削，那就必须担负捐税，而将剥削更加加重，于是工农革命的势力更加要起来反抗，而资产阶级又不得不担负豪绅、军阀的更多的给养。这是资产阶级自身根本没有出路的一个矛盾。简单些说：便是资产阶级一面需要豪绅、军阀的统治以维持其剥削，别一方面又没有这种经济力量来维持此广大的军队。于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工农革命愈生长，资产阶级愈不能不多多维持豪绅军队，直到最近，这种财政、经济的困难，便与工农革命影响合拢起来，使军阀的军队加速崩溃，兵士的骚动与暴动已经常常听见，日益成为经常的现象。所以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冲突，固然在政治上有些民族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冲突的表现，但是工农革命势力蔓延几省的农村，普遍全国的反抗、抵制一切反动政府的搜刮（抗税抗租等等），使治者阶段的财政没有办法，更加使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之间，豪绅、军阀的各派之间的冲突经常的剧烈起来：因为税捐的总收入日益减少，经济恐慌也因战争、革命而日益加深，而军阀军队却日益增多，分赃更难分均匀了。

　　第五，就是农民和地主、劳动和资本的根本矛盾。中国经济既然在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等的许多矛盾冲突之下，而急剧的崩溃，那么，农民和地主及劳动与资本的根本矛盾，更加也剧烈冲突起来。武汉反动之后，汪精卫等都说：“不要共产党，还是要工农”；上海总商会的月报，以及一切伪善的国民党“思想家”，现在都说要赶紧实行“社会政策”等等。仿佛资产阶级要实行什么改良以和缓革命似的。但是这不过是心愿罢了。这个心愿也只是表现他们的恐慌罢了。中国的工农不能“安分”下去，这是资产阶级看得很清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实行什么改良。广州暴动之后，我们看见豪绅、资产阶级不得不或者公开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或者无形的（如浙江）取消减租二五及“共产时代”的劳资条件，极凶猛的进攻工农。即使长江交通一时恢复，金融、经济流通了些，但是这是发出许多万数的汉口中央银行中交钞票，搜刮了全社会之后呵。这是取消自己出的纸币，没收了一大批民众的金钱之后呵。这种经济损失，使多数人民破产呢？所以这决不是资本家、地主可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给工农民众以某种改良政策的出路，这只有更加加增资本家、地主“恢复原状”的进攻形势——事实上现在是资本家、地主要求一切回复去年革命运动发生以前的状态。经济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资本家不但不能实行改良政策而和缓工农革命的斗争，并且不得不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到什么发达经济等等。所以地主、资本家的状况，现在是非完完全全消灭工农运动，而实行绝无限制的剥削便不能继续经营自己的经济。而这种地主、资本家的进攻政策，事实上只更加破坏经济生活；不但武汉有十万以上的失业工人，甚至上海的失业最近也成了日益剧烈的问题。各省的财政恐慌日甚一日，无论是北伐的战争或其他战争，都是要求巨量的支出，要求发行库券及种种捐税（北方政府之苛捐杂税至九十三种之多，南京政府则发行一千六百万烟税库券、军事特捐、煤捐、煤油特税、糖捐特税、船捐，甚至酱缸加捐、盐斤加价……）使一般平民都是反对现在的统治。而国民政府的卖国政策以及外交上失败与屈辱，更在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而日益暴露国民党的始终是帝国主义走狗。

　　中国这许多矛盾的错综纠葛，并没有得着丝毫妥协改良式的解决，并且更加深入与激厉起来，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第一，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各地的农民暴动恰好继续着更加猛进，各大城市的工人虽然受着极艰苦的斗争，极严重的压迫，然而他们的勇气并未摧残，他们的决心正在增长，他们正在积聚团结自己的力量准备着起来斗争。第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农民不但没有离开无产阶级，没有离开革命（例如一八九四年的法国农民），而且空前的、迅速的、广泛的站到革命方面来，实行革命的斗争。第三，广州暴动之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但没有什么工商业的发达而渡过经济恐慌的希望，并且豪绅、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正在更加恶化，财政更加破坏，混战更加扩大（北伐中的军队调动等等）；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实际上也只是受着帝国主义的进逼（如日本之于满洲，美国之解决宁案时的声言炮击南京为不得已的侮辱中国），没有什么“修改国际关系”；所以，甚至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日益失望不满，不要说工农因此更加受着巨大的压迫和剥削了。第四，广州暴动给了全国以工农联合兵士暴动的开始，给全国以大城市暴动战术的经验。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更加要求更具体的解答。

　　【注】

　　[82]厘金，指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为增加税收补充军饷，1854年在江苏、河南等省的州、府、县广泛推行的一种向日用必需品抽税百分之一的税收，名抽厘，亦称“厘捐”。“厘捐”本是临时筹款，不称正税，但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政府仍未撤销。后此捐一直延续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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