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2)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2)

　　第四问题是土地革命问题——亦就是革命主要的社会内容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中国共产党当初对于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主要的联盟者是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必须是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这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土地革命的党纲。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到五次大会。五次大会之前，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有许多：（一）最早有说“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难成功”的；（二）有说“谁能真正打倒军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便跟着谁走”的；（三）有说“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关于土地问题，谁也不曾说起——认真的说起。后来农民运动事实上大大发展，农民政权与土地的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着农民群众走。总之，当时有一个一般的倾向，便是认为农民运动日益重要起来了，无论中央主观上如何的讲“乡村联合战线”，也不能拉得住农民了；无论中央如何认为“不应当空想出地主问题来讲土地问题”，也不能“劝醒”农民或乡村中的“共产主义的实行家”了；于是对于农民运动，不得不认为它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于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认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农有”直到“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之激进的或妥协的决定中，都没有坚决明确的对于革命内容之认识在内。所以对于以土地问题来决定国民党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终是不赞成的。

　　第五问题是革命斗争的方式问题——亦就是民众动力与军事动力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以及豪绅、地主阶级，以军事战争为自己主要斗争方式，——利用兵法调动已经组织好的军队（破产失业的农民群众），去打北洋军阀。这种斗争已经是早就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发动极伟大的群众的运动，罢工抵制、示威游行，领率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斗争，工农、学生、妇女甚至小商人的群众团体迅速的发展扩大，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这亦是成了事实。这两股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一是说：军事动力绝对要不得，如果劝国民党不听，让国民党去胡闹好了，我们且“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二是说：军事动力可以用来反帝国主义，国民党会联络，我们也可以帮助它去联络，借此民众可以得些自由，同时，民众的武装要有些限制以免冲突；三是说：革命既然全仗兵力，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些军队，联甲反乙，帮助民众；四是说：无产阶级、农民的罢工、减租等的斗争方法，必然要转到武装斗争以至于暴动，如此，军事动力与民众动力势必至于由“合作”（初期的“合作”是可能而必要的）而至于冲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必须征取军队中的兵士。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实际上第一种意见是归于消灭，或者应用到民众武装斗争，以组织尚未完好为口实而延迟斗争；第四种意见只在上海暴动之中得着部分的表现；一般的情形，都是第二、三两意见的错综复杂的执行，结果，虽然极大多数甚至全体的工会、农民协会，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以至大多数的国民党下级党部，都在中国共产党党团影响之下，然而工农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及劳动童子团等并无战斗的准备。武汉政府之下，民众的武装组织之政治的认识，可以无疑义的说：他们估计自己的任务只在反对“徒手的反动派”了，至多只在对付反动派的“秘密武装”了（如所谓蒋介石的奸细，地方上豪绅雇用的打手）。至于“国民革命军”——这些尚未公开反动的正式军队，就要靠中央去联络，要靠政治部同志去游说，要靠应付得好，可以联甲制乙的牵掣，可以联络整个儿的革命部队去打倒整个儿的反动部队。民众的武装组织，什么自卫军、纠察队是不能和他们打的。兵士——破产失业的农民，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注意的。即使有“兵工联欢”等等运动，也只是浮面的，没有提出兵士的切实要求，没有去宣传兵士，没有将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的要求联合的，只有对于军长、师长的注意联络，只有注意政治部的点缀工作，政治部是装饰丑恶的师长、军长的反革命鬼脸，使成梅兰芳[34]似的革命美貌之脂粉，“政治部是姨太太”。政治部最好的成绩，只是使豪绅性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性的。如果群众之中自发的讨厌这些军阀，那么，往往直接表现于厌恶丘八，——十五六年来的“军民恶感”的旧方式。兵士群众也就很容易受军阀的蒙蔽，听他们说工农、共产党专是反对军队，“妨害军食”、“捣乱后方”。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答案，客观上是违背革命的路线，其结果，根本上无形之中要走到限制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就是承认中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领导权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创造民权的革命独裁制，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还是要国民党成功的，政权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决不可以参加或掠夺”。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彻底领导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便是反帝国主义的，不是土地革命，因为国民党中有赞成反帝国主义的左派，而没有赞成土地革命的左派”。加入国民党，是要征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征取革命军队中的兵士群众，并且发动工农的阶级斗争以至于武装的夺取政权或保障政权，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决不可破坏国民党的军队，而只能利用之造成好军队——资产阶级的军队，而使民众得些自由，以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如此，当然到了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关键，中央要认为“危险”——危害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了。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既然有如此的模糊而不正确的观点，机会主义就隐约的成为系统的思想，虽然许多负责同志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倾向，然而没有能逃出这个系统的。于是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变成妥协政策的护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远从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从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义的根源。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则，就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就是留恋着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直到不可能的时候，还要留恋；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土地问题、豪绅政权问题之重要，直到农民群众自发的发动伟大的斗争，还要加以阻止；误解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将店东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甚至于“正绅”作为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要“调节”店员、手工工人及农民之阶级斗争。凡此一切——自然只是大概的说来——便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状况。这当然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不幸有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者组织，来做自己的指导机关，中国那时没有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

　　这种小资产阶级性的机会主义，遇见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便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领袖大大的动摇起来。动摇与犹豫是党的政治路线。这是由于畏惧群众。对于中国革命之内容与性质误解的党，如何能不畏惧群众，以至于怨恨群众呢？自然，如此的党要想出许多法子来“管理”群众或者“帮助”群众了。所以第五次大会期间，革命到了最剧烈的战争期间，机会主义的各种“药方”都显露出来。一种是最旧的中国式“革命书生”的对党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的党，变成“党的拜物教”的观念，认为一切革命须由治国平天下的党以命令、议决来训练并指挥民众才可以革成功，如今，“不但国民党下级党部不听它中央的命令，甚至共产党的也是如此”，那就糟了，必须以党的议决及命令制止群众的某种行动，才可以保障革命。一种是中国式“革命将军”的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想象成军队式的政变，政变之后，或许可以保护民众的阶级斗争，政变之前，且请民众等一等。一种是“革命的回忆家”，就是回忆到五卅时期的“革命蜜月”，以为阶级斗争发展得太单纯了，如果现在再有五卅时的反帝国主义高潮，“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那么，亦许阶级斗争的危险不至于如此之大了。独有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的策略，以组织群众，发动工农、兵士及一般贫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坚定的领导他们往前进攻，而扩大深入革命，运用这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使革命发展的策略，——是没有的。列宁说：“要帮助动摇的人，先要自己不动摇”，而事实上，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后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时不是运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去革命，乃是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所束缚而不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这种机会主义，应当要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受三次失败之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绝无客观的原因，不过绝对不能借口于客观原因，而为机会主义辩护。

　　【注】

　　[34]梅兰芳，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著名京剧演员。善演青衣、花旦、刀马旦，世称“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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