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一民间去的运动中之无政府主义

一民间去的运动中之无政府主义

　　第五民间去的运动与暗杀主义

　　一民间去的运动中之无政府主义

　　一、　往民民间间去去的运动（“Hojdenievnarod”）开始于一八七三年；固然在这一年以前，已经有少数革命家到平民工人之中去宣传，但是，一则民粹派大致都只认农村是民间，二则当时还不过是少数党人偶然的行动；所以要说到民间去的大运动，却要以一八七三年为始。这一运动差不多延长到三四年；有些革命党人直到一八七九年还在“民间”。可是一八七五年间，俄皇政府已经大举逮捕民间运动的人，所以这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为期很短的，一八七五年之后，已经只有零星散乱的少数人能够幸逃法网，仍旧进行宣传了。民间去的运动根本上是很和平的运动，不过是口头的宣传，或者散布革命的书籍；其结果是可以说完全失败的：农民群众既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接受暴动的鼓吹；然而这种教训对于当时民粹派的革命党人是很有影响的，使他们不得不觉悟自己的错误，而逐渐改变革命行动的方法。而且民间去的运动，表面上虽然做得很热闹，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据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人说，那时的“往民间去者”大多数遇见农民对于他们的冷淡态度便灰心了。菲葛纳尔（Figner）[173]女士说：“我在一八七七至七九年间，住在外省……很知道那地方的情形；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七十年代的民间去运动的狂热为期很短，有些人实际上不过几星期，至多一两个月的兴致，到一八七五年末，已经完全停止了……”（见菲葛纳尔女士之回忆录《留下痕迹的工作》）(27)。

　　二、住在民间　兴高采烈往民间去的运动既然失败，多数革命党人便认识理论宣传的方法是错误的，更加相信应当用鼓动的方法，从农民切身的利害问题说起。而且最初的鼓动只是走马看花似的，一个一个村庄走过去，鼓动的时期很短促；于是有些人就想到应当住在民间，作经常的宣传。所以后来往民间去的运动，变成了住在民间（Osedaniev narode）的运动；目的是在组织农民自己，准备农民自觉的大暴动。往民间去和住在民间，都须改扮成农民装束，学会说农民的土话，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农民看着智识阶级服装的人，便觉得隔膜，听着上等社会的言语，不但不懂，而且容易惹起反感。但是，智识阶级住在民间，又要装着农民，很容易露出马脚，因为往民间去走走，住一两天便是走开，容易掩藏自己的本相的；如果住在民间，便非有职业不可，经常的田地里的耕作对于这些智识阶级便发生困难了。德赤（Deitch）[174]的回忆录《半世纪》上说：他们几人装扮着农民到乡下去，衣装言语样样都学得很像，可是忘了一件“小事”：没有学会田地里的耕作；他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做长工，农民给他一把镰刀叫他去割麦，他却是外行。农民自然要问他了：“你究竟是甚么人？看来像个乡下人，割麦也不会割。”所以住在民间的运动，也不过是闹着玩罢了。(28)

　　三、民粹派的暴动主义　民间去的运动之规划，虽然因有腊符罗夫派的参加，最初都不过是和平的宣传，巴枯宁派也不赞成聂察叶夫的穷党革命之规划；然而经过了几次试验，宣传派和鼓动派都没有成绩。巴枯宁的革命策略本是所谓“集体的腊晴”（Collective Razin），就是要引起农民群众的自然大暴动，而不主张定期的严密的革命组织和规划。如今民间去的运动既然更加证明腊符罗夫的宣传组织主义，是书生式的迂缓主张，照理说来，应当采取聂察叶夫式的革命规划。然而实际上却不然。当时的革命界始终还不能举行有规划的革命。不过多少也有些进步：以前是各派都认为不必提出政治党纲，不必反对政府的，如今受着了政府的大举通缉，革命青年无意之中渐渐抛弃自己的非政治主义，从和平的社会主义宣传，进一步而实行革命的鼓动，鼓吹农民起来反对政府，指导他们日常生活中改善自己状况的斗争。所以民间去的运动之末期，是所谓“民粹派的暴动主义”（norodnitchestvo-buntarstvo）的时期，就是腊符罗夫主义完全被巴枯宁主义所征服。而且巴枯宁派之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已经容受政治斗争的主张。

　　当然，群众的政治斗争和暴动也没有能起来，就使当时的革命界完全遵照聂察叶夫的规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去进行也不会成功，于是民间去的运动便根本失败了。

　　四、民间去的运动之失败原因　民间去的运动之失败，其原因当然不仅在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农奴解放令下之后，虽然大多数农民受着掠夺而更加穷困，然而确有一部分富农得着了相当的利益。尤其是因为铁路建筑起来了，地主阶级的特权便减少了。从前没有铁路的时候，农奴制度的法律规定农奴应当先替地主搬运谷物到市场上去，然后再搬运自己的谷物。所以地主自然抢先出卖农产品，市场上谷价正高的时候，便可以出售；农民的谷物运到市场上去，谷价必定已经低落。农奴解放令之后，农民替地主搬运的义务已经取消，同时，铁路造起来了，每一个车站便是一个市场，富农自然可以赶先运送谷物去出售。于是农民之中开始资本主义化，富农阶级（Kulatchestvo）逐渐强盛起来，尤其是东河流区及复勒嘉河一带地方。这些富农阶级的心理是民权主义的，他们反对地主，甚至于反对政府，然而他们是自由派而不是革命派，尤其不是社会主义派。至于大多数的农民，有时虽然很恨富农土豪，因为他们是乡村中的资产阶级，一面与地主竞争，一面剥削贫农；但是在乡村中土豪的势力渐渐大起来，当他们讥笑地主批评时政的时候，一般乡下人是很听他们的话的。

　　再则大多数的贫民当农奴解放之后，日益穷窘得不堪，他们的生活简直和牛马猪狗一样，简直没有丝毫过问政治的可能。这是所谓乡村中的穷民（Paupers）。他们生来是一盘散沙，各个人穷困到极点，虽然一致的想反抗现存的社会，但是却没有组织团结的能力，所以只有做流丐、土匪。土匪亦许就是他的反抗方法，这是没有任何社会理想的斗争，抢一天吃一天的生存竞争罢了。何况俄国既有俄皇军警的压迫，又有农村公社的束缚，他们连土匪也不能当。所以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是窘迫到万分，只求勉强糊口度日，仰望上等社会来做慈善事业，决想不到甚么革命不革命。菲葛纳尔女士在乡村中当了好些时候的义务医生，她亲眼看见这种情形，在她的回忆录中，描写得很清楚的。

　　既如此，富农因为正在年年积累资本，听也不要听甚么社会主义；贫农又因为夜不继日的只求糊口，更不能迎受任何的革命宣传。民粹派的革命党人却专门去宣传社会主义的暴动，自然是完全失败。如果革命党人能够了解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能够注意当时的斗争应当力争民主共和及一切政治自由民主权利，实行切实的政治斗争，那么，亦许可以引起一部分革命的小农，而形成相当的群众运动，也未可知。

　　[172]苏黎支，今译苏黎世，瑞士城市。

　　[173]菲葛纳尔，今译菲格纳（Ве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Фигнер，1852—1942），俄国女革命活动家、作家。见本篇第686页作者注。

　　[174]德赤，今译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1941），见本篇第687页作者注。

　　(27)菲葛纳尔女士（V．N．Figner）曾经留学外国。民间去的运动时期她已经参加；后来又参加土地与自由党及民意党的运动；她是民意党的领袖之一，屡次实行暗杀。一八八一年民意党被摧残之后，她仍旧进行革命运动。一八八三年被奸细告发而被捕（所谓“十四人之案”），判处死刑，减刑为二十年监禁，拘囚于史里塞尔堡狱。一九〇四年遇赦，不久即移居国外。至今尚存，住在苏联，从事于著述及社会运动。

　　(28)德赤（L．G．Deitch）生于一八五五年。七十年代便是民粹派里的暴动派。一八七七年他同施铁方诺维赤组织了一次农民暴动（见后），被捕后幸而得脱，逃出监狱。当土地与自由党分裂的时候，他便分到“黑分派”一方面。一八八三年他也参加“劳动解放社”[175]——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偶然在德国被捕，引渡于俄皇政府，受十六年徒刑的处罚，到一九〇一年又逃狱。一九〇六年被捕，流配于西伯利亚，重又逃走。欧战时期，他已经是社会民主工党中的最右的分子。他本是少数派的领袖，至今还是反对苏联。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