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四农奴解放前之革命潮流

四农奴解放前之革命潮流

　　一、五百五十六次农民暴动　蒲加赤夫的民众革命运动虽然失败，可是对于俄国政府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女皇嘉德璘向来算是很开明的，她常常读德国革命哲学家如卢梭[25]、福禄德尔[26]的著作，并且和福禄德尔通信。但是，她觉得对于农民却非有极严峻锢定的束缚不可。所以农奴制度（Kre postnitchstvo）[27]在她手里完全形成而固定。从前农民中所剩的些须自由，一概取消；农奴制度普及全国，就是以前农民哥萨克之逋逃薮的乌克兰也在所不免。这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和巨商，他们的利益既要锢禁农民，嘉德璘自然“奉命”履行；她虽然满口的开明、自由、天赋、人权，这不过是不相干的消遣罢了。实际上呢，女皇嘉德璘自己有许多面首，她常常赏赐给他们几千几万的农奴。她的朝代是农奴制度最凶恶的时代：野蛮而无人道的贵族地主，往往闲着没有事做，便以严刑敲拨农奴为消遣。地主可以自己审判农奴，自己处以徒刑流罪；如果农民敢于控告地主的虐待，便要受着恶奴欺主的罪名，更加要横受鞭笞，并处以“终身苦役”的刑罚。农民完全变成奴隶牛马，可以卖出买进，农民的父子夫妇往往因此而离散。固然，照当时的法律，如果遇着荒年，地主应当供给自己农奴的粮食，但是这一法律大半都是不实行的，地主往往命令自己的农奴出去讨饭，或者简直驱逐出境完事。

　　可是地主也时时觉着农民的扰乱：农民的暴动此起彼落一直继续到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28]，就是在农奴解放之后也还有时时爆发的农乱。十八世纪之末，俄皇保罗一世（PaulⅠ）[29]的时候，农民扰动的范围往往非常之扩大，甚至于非用大队人马、炮队马队等整副的全武行，不能平定。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Ⅰ）[30]的时代，一八〇一年到一八二五年之间，也有不断的民变。尤其是尼古拉一世（NicolaiⅠ）[31]的时代，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五年，总共只三十年，而据官书所载已经有五百五十六次！所以这几代的俄国皇帝都时时想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又要不使地主和巨商吃亏。也曾经颁布过几次无关重要的法律，只想保持农奴制度，而在口头上略示恩威的农民。农民当然不能得着这种法律的丝毫益处。

　　二、农奴制度的情状　俄国农民的渐次变成农奴，我们在上几节已经说过。自从嘉德璘二世普及农奴制度于全国而最终锢定之后，农民的情形，更是惨酷到不可言状。俄国当时的农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实在差不多。农奴不但政治上绝无自由权可言，就是经济上的剥削也是苦不堪言。原本农奴和奴隶在经济上是有区别的：奴隶的身体属于主人，自己并不经营任何职业，可以东南西北跟着主人跑；农奴则身体既属于主人，自己所经营的田地也属于主人，所以锢禁于田地之上，不得自动迁徙；农奴有自己的营业而奴隶则没有自己的营业。但是，这种区别到后来也差不多消灭了。向例农奴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私用”之后，每星期还须到自己地主所经营的田地“公田”上去耕种几天。这仿佛像中国井田制度[32]的传说，哈哈！然而后来地主的经济因商业资本发展而日益改良，大地主所经营的农场往往广袤几里，他们便强迫农奴来耕种，甚至于一星期中农奴应当在地主农场上耕作六七天；地主的农场愈扩大，则所需人工愈多，而农民自己所分配着的田地，便没有功夫去耕种了。如此一来，岂非农奴也没有了自己经营的经济了么！如此情形之下，农民经济固然日益衰落，地主经济也日就崩败。为什么？因为农奴抛荒了自己的田地，来替地主耕作，又不是雇佣制度，工资并无一定，反而还要交出自己的田租，这些农奴心上自然不愿意耕种，他们耕田的时候，田里的土块大半都是只略略翻动，下种的时候，种子往往撒出田外，有意无意之间都是怠工。因此，地主所经营的田地，虽然很多很好，收成却日益低落。于是农民与地主的田地都日就荒芜，而凶年荒歉简直成了俄国当时经常的现象了。

　　农民劳动的生产量低落之际，俄国人口却有增加，十九世纪三十年时代，人口又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地主却并不喜欢农奴的增多，因为年成历来不好，人口愈多则食指愈繁。有许多多余的农奴，没有地方可以安插。于是一部分移殖到荒辟的地域，一部分则由地主发配到城市，租给工厂作坊做苦力。可是农奴式的工人在工厂里也是很不中用的，强迫的工作，其结果总是无意之中的怠工；所以许多利用农奴做工的工厂，都因为亏本而停办。

　　三、反农奴制度的思潮　农奴制度发达到顶点的时候，以前由他维持起来的商业资本反而受着他的障碍了。于是不但农民自己反抗农奴制度，上层阶级的贵族、商人、工业家之中，对于农奴问题也开始怀疑了。可是上层阶级之中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贵族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各有各的阶级利益，因此也各有各的阶级意见。（一）大地主的贵族，已经一身兼做“绅”与“商”，他们愿意多多收买农产品，出卖到国内外市场上去。所以他们赞成解放农奴，但是要求农奴出巨价赎取所租的田地。如此一来，他们一方面可以得着极多的金钱来做资本，别方面又有能力改良扩大自己的农场经济，用雇佣的农夫来经营。（二）小地主的贵族，还完全靠农奴生活，够不上巨商的资格，向来他们所收的谷物，都须经过三四重的经手（由大地主或巨商式的买办去，转辗运输，小买办卖给中买办，中买办卖给大买办），然后才能卖到市场上，所以小地主自己赚不到许多钱。因此，他们只能算绅士，却不能兼做商阀。他们平日唯一的出路，便是拚命压榨农奴的汗血脂膏，他们所得于农奴经济的虽少，然而这等收入却是靠得住的。如果农奴一旦解放，这些小地主所得的赎取田地的钱并不十分多，而且在自由劳动制度之下，他们更不能和大地主之大规模的经济竞争。于是小地主的贵族便是反对解放农奴最厉害的一班人。（三）商业资本对于俄国政治早已有极大的影响，他们和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农民的结果，而产生农奴制度，等到农奴制度完全形成，一切恶现象都彻底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却犹豫迟疑而不能决定自己的政策了。商阀对于农奴问题的意见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眼看着农奴制度发达的结果，农民生产量大大低落，他们商货的来源减少，所以对于解放农奴，似乎也可以赞成，不像小地主那样恐惧得发颤；别方面呢，他们又觉得农奴解放之后，农产品固然增多，可是自由劳动的工价必定高涨，收买农产品的时候不能再利用贵族绅士对于农奴的威权，随意贱价勒买了，这样一来，势必至于成本太贵，减少了国外贸易时赚钱的机会。他们大致不轻易抛弃向来剥削小农经济的老方法。所以商阀对于解放农奴，始终是不赞成的分子居多。（四）工业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时代还很幼稚，刚刚开始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可是已经想占领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工业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第一是“自由的工人”，脱离农奴制度的束缚，可以自由雇用，自由解雇，愿意为多得工钱而卖力做工，充分的多多制造货物。实际上在一八二〇年左右，工业家已经有些地方雇用自由的工人；到了一八三〇年之后，所有锢禁于工厂的农奴也已经解放。第二，工业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国内市场，就是要俄国国内的一般人民有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当时俄国初兴的工业，当然够不上在国际市场上去和英国工业竞争，可是他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一般农奴的生活像猪狗似的，那里有闲钱来买工业品。同时，当时城市中的人口还很少，十八世纪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九世纪初期也不过百分之六。只有想法解放农奴，使一般农民的购买力增高，然后国内市场才能扩大。否则贵族巨商将农奴的生活资料完全剥夺，除出勉强饱肚的面包以外，丝毫没有，如何能有购买力呢？所以工业资本又需要“自由的农民”购买者。再则，工业资产阶级同时需要保护关税的政策，防止外国商品的侵入，换句话说，就是要独占国内市场。工业资本日渐发展，反农奴的思潮也就日盛。

　　既如此，大地主的贵族要农奴出高价赎田，然后赞成解放农奴；小地主的贵族绝对的反对解放农奴；巨商阶级相对的反对解放农奴；只有工业资产阶级很明显的赞成解放农奴。难道戴季陶[33]先生的所谓“仁爱性的性能”及孔子的道统，只传到俄国工业家？并不是的。这完全是因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的意识。

　　四、资产阶级的革命与资产阶级　俄国自从封建式的纯自然经济进于商业资本主义，自由的农民逐渐变成农奴，阶级斗争的形势一变：地主阶级与商业资本相勾结而实行新式的剥削农民制度，即货币经济与农奴制度互相为用。当这种时候，哥萨克式的逃农运动及种种政变暴动便不断的发生。这是农民反抗绅商的阶级斗争，是俄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时代，可以称之谓古代式的农民革命时代。这些农民革命都是失败的，这些革命在历史的作用，至多只有减少人口的功能，每次暴动后之大屠杀，整千整万的人民骤然消灭，于是由他又勉强足够分配，代表贵族巨商的政府和皇帝，自然又可以从容施政，重新稳定下来。中国三千年来的历史，差不多都依着这种五百年、二百年、一百年、五十年则相斫一次的公式进行。孟轲[34]就说：“五百年而王者兴”，他不知道中国历史的发展，愈往前则愈迅速，由五百年“治乱循环”一次，逐渐减少到五十年，所以关于中国的中古史（秦汉以后），简直可以说“五十年而王者兴”了。这种古代式的农民革命，在俄国是反抗农奴制度的逐步进逼，但是俄国的农奴制度始终日益加甚，因为商业资本逐渐发展的结果必然如此；拿中国的近例来说，太平天国[35]失败之后，直到现在，兵匪流寇差不多一天都没有停止，然而现时国民革命之中还要以反对土豪劣绅为中心口号，足见当此商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即使法律上没有形成农奴制度，至少实际上是农奴制度的逐步进逼。盗匪式的皇帝式的古代农民革命，是不能解除农奴制度的。必须要社会里有了反农奴制度的新式经济力量，然后农奴制度才能推翻。这种新式经济力量，便是工业资本主义。所以俄国在十九世纪之初，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成一种社会力量，因此而发生反对农奴之思潮：俄国到此已经从革命史之第一时代，进于革命史之第二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但是，俄国当初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程度，是怎么样的呢？上节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双方对于农奴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间早已开始斗争。工业资本在俄国的发展，开始得固然很早，大约还在彼得大帝之前，可是那还只是工业的雏形。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开始较广大的发展：工业既有相当的发展，自然需要农奴制度的改造，所以十九世纪初的许多农民暴动，对于政府及贵族商阀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特殊的影响，和腊晴或蒲加赤夫时代大不相同了。十七八世纪时，上层阶级看着农民的扰乱，一概认为是盗匪、寇贼、僭窃之徒，他们只觉得恐怖而忿怒。十九世纪之初，他们之中却很有些人认为农民扰乱是农奴制度太残忍的结果，他们之中很有些所谓仁爱的性能或恻隐之心了！这并不是孔子道统传到“野蛮的俄国”去之结果。因为韩愈[36]论述孔子之道的《原道》[37]上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如今俄国最早的资本家却仿佛有些主张解放农奴和劳动“自由”。这岂非违背了“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的道统吗？如果韩愈老夫子听见了这样的主张，必定也要说：“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点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38]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所以孔子道统如果传到俄国，如果俄国最早的资本家都成了东方圣贤之徒，那么，那三十年间暴动了五百多次的农奴，大概全都“则诛”“则诛”的诛尽了！这样，可见解放农奴的思想之发现，并非仁爱性能的人道主义的影响。这是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需要的结果。

　　因此，这期间农奴暴动的革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有许多特性：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实行革命的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关于这一层道理，我们以下还要逐段评论。现在只要说明——当十九世纪之初的俄国工业资产阶级，还是非常幼稚，数量很小，政治上并不积极，力量虽有还很薄弱。工业资产阶级在当时只是消极的盼望农民之解放。他们的主张，总是以为农奴可以解放，而田地却要留给地主；他们只想和反动的阶级妥协而偷得一些利益；决不敢于实行奋斗。他们觉得解放农奴也还不错，如果再加上些政治自由，自然更好。然而回头一看，看见勃兴的民众暴动便吓坏了；宁可和旧制度妥协，受些委屈罢。总之，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之需要虽然成熟起来，而资产阶级本身却始终是不革命的，即使参加革命，也是极不彻底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特性，从十九世纪之初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为止，真可谓一以贯之，始终不二的。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俄国十九世纪之初的农民暴动与智识界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自然是各自独立不相联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农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上的领袖——智识分子的革命党，互相隔离着。难怪俄国第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二月党的革命便失败了；从此之后一直等到无产阶级革命为止，俄国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得着胜利。(8)

　　[25]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教育家、启蒙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26]福禄德尔，今译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

　　[27]农奴制度，一种农民依附的封建形式：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并服从封建主的行政和司法权力。西欧农奴制从西罗马帝国开始到16至18世纪消失。在中欧、东欧则盛行不衰，18世纪末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才始破坏。俄国农奴制迟至1649年在全国确立，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废除。

　　[28]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农奴须交高额赎金以获取人身自由和份地等，改革维护了地主阶级利益，但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

　　[29]保罗一世（Павел I，1754—1801），俄国沙皇（1796—1801），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子，即位后实行军事统治，因损及俄国资产阶级及商业利益，被杀。

　　[30]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保罗一世之子，在国内加强中央集权，是反动神圣同盟组织者之一。

　　[31]尼古拉一世（Павлович Николай I，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保罗一世之子，在镇压十二月党起义后被立为沙皇，实行君主集权和警察恐怖统治。

　　[32]井田制度，相传中国殷周时代一种土地制度，因划分作“井”字形，得名。其中部一块为公田，其余分授八家，公田由八家助耕。

　　[33]戴季陶，见本卷第315页注40。

　　[34]孟轲，即孟子（约前372—约前289），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认为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人，著作有《孟子》。

　　[35]太平天国，见本卷第386页注⑧。

　　[36]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官至吏部侍郎。提倡古文运动，被列于“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昌黎先生集》。

　　[37]《原道》，韩愈作，提出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说，以攻击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思想。开以后宋明道学的先声。

　　[38]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儒家“道统”相传的圣人。禹，亦称大禹，因治水有功，继舜为部落联盟领袖；其子启建立了夏朝。汤，亦称成汤，灭夏，建立商朝。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名姬昌，统治期间使周国强盛。武，即周武王，文王子，名姬发，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周公，名姬旦，武王之弟，佐武王、成王，曾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鲁国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的创始者。

　　(8)第一章论古代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大俄罗斯地域之内，总共经过三次农民群众的大暴动：第一，十六世纪末“混乱时期”中之农民暴动；第二，十七世纪之腊晴的大暴动；第三，十八世纪之蒲加赤夫的大暴动。以上都已经叙过。如今还可以补充一点：在小俄罗斯的乌克兰，还有过一次农民大暴动：赫密勒尼茨基（Bogdan Z．Hmelnitsky）[39]的暴动，时在一六四八至一六五四年。当初小俄罗斯还在波兰国统治之下，农民极受压迫，可是那地方是俄国哥萨克逃农汇集之地，不但素来反抗性很强，而且大都依军队式编制，以资自卫的。赫密勒尼茨基最初在波兰官军中服役，有一次受着了冤屈，他便号召农民奋起反抗。他自己本是哥萨克中的“赫脱曼”（Hetman军官之称）。他举兵暴动之后，便联合克留摩国[40]的可汗，大败波兰的官军，小俄罗斯于是独立，而波兰王国经此打击后便逐渐衰落下去。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举赫密勒尼茨基为主。然因小俄罗斯地势上四面受敌，他不得不归附于当时大俄罗斯之莫斯科国。莫斯科国答应下列的条件：（一）小俄罗斯的政制不变，（二）其“赫脱曼”得独立与外国办外交，（三）其哥萨克军队限定六万人，（四）每年进贡于莫斯科国。一六五七年赫密勒尼茨基逝世，一六五九年其子犹黎（Urie）[41]又被哥萨克举为小俄罗斯之主（赫脱曼）。莫斯科国背盟，提出极苛刻的条件，束缚小俄罗斯之独立及自治。犹黎乃与莫斯科国开战，一六六二年兵败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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