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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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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 有一个时期,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他们的对房门便住着一位颇有名望的将军——我自己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的履历还有堂皇显赫的一大串,如前清时代的都督,改元以后的总参谋长,代主席……等等。即使在我们的近代史上,也决不会遗漏了他的姓氏和勋绩的罢。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庭前拄着一根拐杖散步。个子不高,圆腰方脸,眼睛还相当地保持着一种炯炯的光芒。 我在他的身旁立了下来,这表示着我对于一般长者的尊敬。 “你是谁?”他以邻人的态度对我发着问。我回答了他,他点了一点头。在这一会功夫,我就很清楚地看见了他的面庞;一位将军的嘴上所应蓄备的八字胡须,在他也并不缺少。 为了疗养半身不遂症,他每天上午都有一段很短的时刻在庭前散步。其余的时间,很少看见他在房屋外面。男当差的——应该是一个便服的勤务吧,时时从他的房间走进走出,可见这位将军白天并不怎么爱睡觉。有时,我从门帘缝里望见他的房里:桌子上有不少的书,墙上挂着大幅的字——他挺爱给人家写字,在这个城市里就有很多大商店的招牌出于他的手笔。中国人所讲究的“儒将”风度,我似乎有了些领悟了。 有一天晚间,这个城市里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防空演习,发过了空袭和紧急警报之后,这漆黑的天空可就热闹起来了。虽然没有一架飞机,但作为代用品的孔明灯却起飞了不少。两道探照灯的白光交叉地射准了它,高射机关枪和小口径的高射炮,也向它射击了过去,一条一条的银色的,红色的曳光弹或实弹飞驰的流线,交织在空中, 的确是很好看很壮丽的。 我们都立在院子里高瞻远瞩,将军自己也立在廊檐底下。 “拍——”一条火线,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弧。 “通——”一个火球,在空中开了一朵花。 这个逼真的演习战,也能使我们屏声息气了下来。可是,将军却常常发着惊奇的追问:“这是什么?”又问:“那是什么?”他的当差的——应该是勤务兵吧,却很解事的随声应答着: “枪呀……高射炮呀……探照灯呀……” 但是,他,这个勤务兵,不会知道“在奴仆的眼中没有英雄”这一句话的。 我想,“拍!”“通!”之声,大概和这位将军已经是阔别了很久的了。 此外,我还知道将军有一位公子会唱京戏,时常在晚餐席上带了女伶来为乃父献艺,将军击筷而赞,很是高兴。 将军有一部较老的福特汽车,停在我们的大门里的过道旁边,据说,那是为了“躲”真的警报才开动出去。 厅长 有一位厅长先生的姓名,现在我还隐约的记得;不过,总没有像他那副长长的面孔所留在我的心中的印像深刻罢了。一想起他便想起他的长脸,便想起亲近他的人给他起的亲切的绰号:“八筒”。“八筒”指的是“马将”里面的一张牌名,它由八个罗旋形的饼子一对一对垒了起来,既长,且整齐,而简直像一个装公事的封套。 做官的人,似乎需要一副官相,而官相的诸类型中,方与正二式,自不可缺一。正好,这位厅长先生的官相,不但兼而有之,还多了一“长”。他的脸,简直长的就是一张“八筒”,一封公函,装满了官样的文章。 我初次由人介绍着去晋谒这位厅长不久,不幸地这个省垣所在地便遭了敌机一次最残酷的轰炸。两天以后再见到他时,我已被委任为他的职属之一,而他也是以顶头上司的身份对着我们训起话来了。 这次训话的大意是,他非常痛心,他没有预料到敌机的第一次轰炸会使大家这样零乱散漫起来,以致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了许多灰尘,到了办公的时间,人还不能个个到齐……最后强调着一点:让主席来看见了可怎么好!痛心!主席来看见了可怎么好!…… 他的面孔,的确比我初次所见到的还要长。如果“八筒”是形容他平时脸的长度的,那么“十筒”——倘若有——才是形容他训话时的。 这天在场听训的人,都看清楚了厅长先生这张比“八筒”还长的脸孔,自然,这些个在场的,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来听他的训,不得不来看他的长脸孔;而那些无辜被炸死,炸伤,家屋烧了,亲子还躺在街头,或压在砖石底下的公务员们,一时或永远将不能再听见他上司的训,再瞻仰这张比“八筒”还长的脸了。 以后的秩序渐渐恢复了,本来住厅花园里的厅长公馆,尽先疏散到这个城市外边的风景区去了。厅长的小汽车,也总是吸饱了油停候在厅门外面。 有一个时期厅长没来办公,而那辆小汽车,却以陷鼻梁,碎车窗,和瘪了的轮子的姿态停在传达室的甬道上了。 这辆车子的威风似乎遭了一次厄运。 有人说:“厅长住院了,跑警报时翻了车。” 这消息的传来,虽然在还没有熟识起来的同事之间,也都彼此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默默地仿佛收获到什么礼物似的。 逢到星期一那天早晨作纪念周,在府里照例是礼成散会,一个简单而庄肃的仪式。而厅里则必由厅长训话一番,不只是训,每次还要骂,狠狠地骂一场,每次的脸,不只是“八筒”那么长,还要比“八筒”多两筒那么长。 几个骂人的纪念周,也算教训了我一件事: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之外,似乎还必须养成一种有挨骂的本领,和听训的耳朵。做大官与作大事当然是两件事,不过从这位厅长先生成就至今日看来,自不能把他由挨骂泰然到随便骂人的一般过程的意义忽略过去的! 但是,我终于离去他,并且离去这个城市了。 我也决不会为着我的“成就”作过任何的打算,我更不会为着长脸孔的人祝福——像这样的一位厅长先生,生成的一张“八筒”的面相,还硬生生地装了一封套的官样的文章! 邹教授 年青!多么年青!真正年青! 年青的人在大学里做教授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反之,做教授而年纪或已就老的,那似乎是一种缺憾,不时兴,也就不成其为走运得志的事了。 邹,就是属于前者的一个,很光荣,而正走时运的一个青年的教授。 他从前在那个大学里修过业,现在他就在那个大学里教着书。 一个比我年纪较长的同事在我面前介绍着他说: “主任带了一位新组长来——他就要来的。年青,得意,真可以算得是一个天子门生!” 我到底是孤陋寡闻,我对于“天子门生”这句赞语,究竟还不大能够摸清楚头脑。 过了两天,他果真来了。我们握手的时候,啊呀!他不是别人,原来还是一位旧相识:在那个时候他还是穿着军人的衣服,上着政治的课程;挟着经济学大纲一类的书籍;写着文艺的理论,抒情的诗篇…… “啊!我们多年不见了——”从我的心底迸出了这么一句我觉得是情不自禁的,欢慨交集的话语。 “嘻嘻嘻……”可是他仅只这么善于应付地,连牙齿也不肯露出一线地笑了笑。他的笑, 引得我颇为窘迫。幸而他接了短短一句话: “你的样子倒没有怎么变。”他一边说,一边上下的打量着我。 我也学他笑了笑,但是我感到一种宠惊,也是一种惭愧;谁都要变的,为什么单单我会不变呢?难道我真地没有“变”一点点,一点点也不能“变”吗?…… 幸而他的话又接了下去,为他的话作了注脚,为我清楚地解释: “你的这身衣服,好像还是当初在南京穿的那身吧?”他的话到此为止,说时,洽当地还配合着表示他记忆力不差的宛尔微笑。 听了他的话,我不能再像第一次那么学他的微笑了(我是什么也学不来的一个蠢东西!)我恍然省悟过来了,我没有变,因为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还是十年前的那一套旧衣服——现在已经破绽了,现在早已不时兴了——衣服如此,自己生就的这一副寒伧的相貌,当然也会跟着“没有怎么变”的了。是的,此外我也无须再多告诉我的境遇了,如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在南岸买了一块地皮,盖了几间不很像样的房子,每个星期在学校里只上四小时的课……等等。 因为自惭形秽,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久就告竭了。 不知道那一位不很识相的同事问过他——我后来听说的——依礼貌上讲,也许是不该这般问的: “邹先生!请问您是学什么的?” “学校毕业以后,我在德国留了几年学。” 他这种所答非所问的态度,也许正是一个青年的,留过学的,大学教授的本色吧。 没过几天,他便提着一个小皮箱,挟着一本很厚很厚的洋装书走了。 现在我所知道的他的消息,就是他仍旧在他的母校里做教授,担任着每周最多不会超过四小时的英文课。他学的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文艺理论,不是抒情诗歌的,是国际外交,是天下大事的新著,往往在一种新的杂志上占着第一页的篇幅发表出来。 诗人 在报纸上发现了一条探询我的住址的小通讯,这还是少有的一次。那三个具名的人我都没见过面,不过他的名字并不是生疏的。 当天傍晚,我决定先去访问他们:心里却忐忑着有些不安。因为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当地的印象记,说不定要引起一部分人的误会,而惹到麻烦也未可知。 我到了他们那里: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只有一并排的分了明暗的四间房子。三个人中只有两个住在这里,我来的时刻,他们却都在着。我们一见面便各自介绍着自己,并没有一点客套,所在立刻就无拘无束地像旧相识的一般了。 三个人之中有一位穿着长衫,惟有他和我对话的次数最多,一问一答,都是关于年龄、籍贯、做过什么事等等,不由地使我神经过敏起来地想:这里莫非是一个秘密的警讯所吗? 当他谈起那篇散文的时刻,我更加怀疑了;但是我却毫无犹豫地承认了说: “是的,是我写的。也许最初的印象不大容易准确罢。” “不。我和你同感;我觉得似乎还不够。”他说,还很轻快的笑了。 我的心,于是也轻松了下来,又开始谈了许多别的话题。他喜欢诗,可是在这方面我就哑无以应了。只望着他的小条案上陈列着一函一函的线装集子,和平装书,和几本稿册,和一本新旧约。我的眼睛望着他们,我的心里却好像要说,这些折磨了多少人,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花了多少人的心血的东西呀! 这一次的晤会,使我一次认识了三个纯洁可爱的青年人;他们有热情,有理想,还充沛着使理想能够尽量追求实现,使热情能够尽量拓展流布的力量。他们三个朋友是诗人,我相信着他们三个还能成为许多许多人的友人的。 此后,我时常去看他们,我知道了他们的几个笔名,还读到他们不少的得意的诗作:完整的有如全璧,纤巧的有如雕绣,激壮的有如号笳…… 有一次去,那穿长衫的一位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他的母亲忧愁地坐在床边,那两个友人也垂着头很少说话。 他的病状是高热和腹痛。我疑虑着也许是那最讨厌而最需要调养的伤寒病症。 我试着建议应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因为我看见他的周遭放着各式各样的食物,甚至于枕头边,铺盖上,都撒落一些栗子、花生、核桃糖、牛肉干之类的难于消化的东西,这对于一个病人,尤其是患伤寒症者,实在是太危险了! “送你到医院里去住住好吧?我也跟着你去。”他的母亲问他,却又转向着我: “医院里顶好哇!是不是?” 我马上点头。 “有没有桔子水,苏达水吃?”他忽然在床上睁大了眼睛问。 “有的,有的。医院里才有桔子水,苏达水吃。” “啊!我要吃桔子水!……姆妈!我要吃苏达水!……姆妈!桔子水,苏达水多好吃呀!” 他陡然这样连声呼叫着,我们几个都面面相觑起来了。没有谁敢断定他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可以送他进医院的意思。 ——谵语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心里好像沉坠着一块铅铁似的不敢问谁。 过了不久,他没有入院,病居然渐渐地好起来了。 我再去探望他,一见了他便想起那次他要吃桔子水的呼声。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休息着,脸已清癯了不少,但是微微的笑容却很好看(当然,他不会猜到我此刻心里在想见着什么事的)。他笑着,原是在笑他的母亲:她不知从那儿学会了一种似乎是军队里常唱的进行曲子,在房里边唱着多多多……咪咪咪……多索多索……咪咪咪,边踏着步子,边望着她的儿子——她还没有认识的一个青年的诗人。 他呢?不知道是否在笑着这么样的一个母亲:愚笨,傻气,而天真? 在我的脑子里忽然涌浮出一串的泡沫,好像开了一个啤酒瓶子似的,那泡沫追挤着泡沫,仿佛是在唼唼地小语着: 热病——桔子水——青年——诗人——热病——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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