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艺术·第九章生活的享受三、谈话(2)

三、谈话(2)

　　纪元前第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以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与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被秦始皇所灭。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园曰：“诺。”

　　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驰人呼环，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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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子女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之，点缀这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以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他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产物而已。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也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写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锐敏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我很明白现在从共产党的观点讲起来，享受空闲，或属于可恨的有闲阶级，即等于反革命。但我深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目的也在使人民应有享受空闲的可能，或空闲的享受应成为普遍的。所以，享受空闲不能算是罪恶。何况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则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齁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为了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激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着，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着《水浒传》，和蒲留仙之着《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期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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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费德诺斯》一篇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斯多的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趟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必也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善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妮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两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那一个国家，不论在那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伯里克利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蕴、朝云、柳如是等参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遇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直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做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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