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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宝芬客气而冷淡地说,“叫彭小姐还是崔小姐?”

  “就叫我丹妮好了。我带了几样小东西给孩子们。来,宛若,这是给你的。”

  宛若上前,丹妮握住她的手说:“叫我丹妮姐姐好了。”

  宛若和一个“逃妾”——一位神秘人物,她知道,因为大人说过这些字眼——握手,感到很困惑,很难为情。但是她说:“谢谢你,丹妮姐。”然后笑了笑。

  然后丹妮又分给每个小孩一包礼物。做母亲的人一再说她不该花钱买东西,暗示礼物是她强送的,并不受欢迎。

  “既然丹妮姐带来了,就收下吧,谢谢她。”宝芬对她女儿说。丹妮羡慕她,希望自己也能雍容华贵,高高在上。

  “孩子们一直谈起你,”暗香稍微热情地说,“你可别把她们宠坏了。”

  丹妮想和太太们说话,但是小孩围着她,要她再谈谈旅途和游击队的故事。暗香静静地听着,宝芬则和博雅在说话。丹妮感受得到她早就熟悉了的“妻子的眼光”,她对孩子们说故事的时候,她们眼角偶尔投来专注的一瞥。没有人对她特别诚恳。博雅说要走,她就随他告辞了,感到她此行简直是自贬身价,她对自己常听闻的大家庭幻想也破灭不少。最糟糕的是博雅对这一点似乎浑然不觉。

  他提议到外边吃饭跳舞。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一起出来过,怕他太太的亲戚看见。有一次他要她同上夜总会,她拒绝了。但是今天她倒没有异议。

  他们到一栋面对跑马场的大厦二楼舞厅去。虽然有战争,这儿反倒较平常热闹。整个上海都因有钱的难民而大发利市,东西贵了,店却不愁无人上门。

  他们在幽暗的舞厅侧面占了一个台子。一队菲律宾爵士乐团正演奏着,各色霓虹灯掩入嵌线内,中间有一个多面的大玻璃球,不断转动,在舞池中的男女身上投下细碎的光彩。五六十位舞女与两三位白俄妇人坐在内列,或与男伴婆娑起舞。白俄妇女衣着及动作较为放荡,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音乐每隔一小段就停一次,好让舞厅尽量多卖些票。这群人和艾道尔第七街上的饥饿难民有如天渊之别。上海有两种面貌,一个是贫民世界,他们四处游荡,在垃圾桶中找东西吃(华公日报的一位通讯员曾气冲冲地为饿犬在街头流浪、找垃圾桶而抗议,但是她信里没有提到难民)。另一个是锦衣玉食的上海,得意洋洋,连世故都谈不上,正在享受着外国租界内的假安全,猜测着战争的期限和中国货币未来的力量。而且上海的战争已经结束了。那天苏州挨了七百颗炸弹,敌人愈走愈远了。

  丹妮很沮丧,过了一会儿就说要走了。

  “咦,你今儿个是怎么啦?”博雅问她。“来,我们跳舞。我从来没有和你共舞呢。”

  丹妮服从地站起身来,撑着博雅的臂膀。乐队正在演奏一曲蓝调,灯光转换成淡紫色。他们在弱光下慢慢跳着,她的脸贴在他的胸上。她跳得好极了,只有舞技高超者才能跟得如此恰到好处。

  他们回到座位上,两人又快活起来,

  白色的灯光扭亮了,观众都看看大厅,彼此看看。屋内很暖和,有几位舞女还用手帕扇凉。

  一位穿西装的胖子向博雅直挥手。

  “他是谁啊?”丹妮问道。

  “我在北平认识的一位医生。他正要开一家药店,进口爪哇奎宁,卖给中国军队。很高明的赚钱主意,对吗?”博雅说话口气有些轻蔑。

  “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经验,不是吗?”她回答说。“我看到报上说政府要招志愿医生。军队需要许多医生,他们为什么不去呢?”

  “好医生已经去了。”博雅说。“这是志愿的事情,要由个人来决定的。”

  探戈开始了,只有两对下去跳。其中一对是胖胖的俄国妇人和一个年方二十的中国瘦小子,他穿着晚宴服,油头粉面,骄傲而熟练地在观众面前表演。

  下一支曲子丹妮和博雅也下去跳了。他们跳舞时,他看到她跟人微笑打招呼,发现一个内排的舞女正在看他们。那个女子身穿白衣,面孔丰满,嘴唇搽了厚厚的唇膏。她看起来比丹妮大几岁。

  “那是谁?”博雅问她。

  “我的一个朋友。我在天津当舞女时认识的。”

  一曲终了,丹妮去找那个女孩子,邀她来他们的台子上坐,介绍说博雅是姚先生,她名叫香云,她是这个地方的舞女。

  两个女人谈笑,博雅打量香云。她看起来二十岁上下,其实也许已三十二岁了,具有成熟女子的风韵。虽然她衣着入时,但从她拿烟的方法和一些文静的举止,他判断她是旧社会出身的。她的头发梳成旧式的圆髻,直接向后拢,编成低低的发辫,细心地盘在头后——这种发型通常得梳上一两个小时,发髻上插着两朵小小的茉莉花。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好像没睡够的样子。太阳穴下方的颊肉遮盖了她颇高的颧骨。

  博雅对她蛮感兴趣,就说:“这儿好闷热,我们请她到我们房间,你们再痛快地聊一下如何?”

  博雅替香云买了十元的舞票,她就可脱身了,于是三人来到他的旅社。香云叫老友“梅玲”,他们说她现在已改名“丹妮”。她低声告诉丹妮上海小报上刊登的事,丹妮说她是逃走的,但事实经过并不正确。“姚先生全知道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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