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罗亦农

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据俄领电报，前天下午四时武昌已失守，五时汉阳失守[1]，大概武昌失守无疑，这于全国政局及上海民气大有影响。惟因此发生许多政治问题：

　　1．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势力的态度；

　　2．孙传芳是否与北伐军相当妥协；

　　3．长江下游问题；

　　4．民众表示。

　　我意帝〖国〗主〖义〗态度，必更积极援助孙传芳。孙传芳照今天报上看来，他确主张制止南赤、北赤[2]，其态度纯在反抗北伐军，不过别方面消息，孙要求北伐军不侵犯他地盘，足见孙也不敢十分对北伐军进逼，也就未见得敢十分压迫民众。

　　长江一带下游的问题，中央有具体政策，不主张向下游发展北伐军势力，我们要使长江下游成为纷乱局面，各军阀分头独立，帝国主义者无法为一致的对付。此策略确很不错，因：

　　1．北伐军可很专力的向北发展；

　　2．各地民众可得自由发展的机位〔会〕。

　　民众表示问题，我们仍依中央前令，武昌一下，各地民众因〔应〕速号召国民会议[3]。

　　我意此四个问题，第三、第四最值得我们的讨论。

　　中央拟使陈调元[4]回江西，邓如琢[5]回安徽，使孙传芳不能统属五省，吴佩孚一倒，夏超[6]也就失所凭依。在此时令，我们民众最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此口号特别是上海，因上海是最复杂的社会，有帝国主义者，有买办阶级，有官厅，有中小商人、学生、工人。假若长江下游确做到甚混乱的局面，上海要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帝国主义者必很感不安，这是〔时〕全仗学生、工人起来活动。

　　所以我意全沪工作应赶快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庶合需要。

　　至于人民自治的办法，学生、工人当然不成问题，即资产阶级也有希望，因虞洽卿[7]等的表示及孙传芳取消保卫团等都为上海市民所反对，要他们反孙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尽量与他们联络。我们的具体入手办法，即召集国民会议，依照中央决定开始去做。

　　上面是整个的政治的分析，根据这个分析，就可商定九七纪念[8]、日厂罢工等等问题的策略。

　　具体运动：

　　1．要各团体起来做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大意是武昌已下，民众应速起谋自治。

　　2．武汉胜利庆祝——各团体都起来打电报及开联席会表示庆祝。

　　3．关于上海地方民众痛苦的宣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上海政治，把国民会议运动中做一很广大的民众痛苦宣传，传单、开会……

　　4．广大的联合战线——我们要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实际办法：

　　（1）加紧市党部[9]工作——加有能力的人才；

　　（2）加紧各团体联合会工作——加有力的人才，自己负责的人前去接洽。

　　以上与各派联络，我们要由枢蔚[10]中人亲自出马，最好各人分头活动一部分，庶能实行我们的策略。李立三[11]也可以去活动。

　　此外各社会团体如学联等在相当形式之下都要出来活动，专注重于地方问题，青年团体也如此。

　　5．小沙渡罢工，我们要把他弄成严重政治问题，我们要尽力去与虞洽卿他们接洽，要他们以实力来维持。

　　6．九七运动，完全为废约运动，不过要带入上海地方问题。

　　7．此外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如打入警察及军队中去，及组自卫团等。就是自卫团问题我们也可相当活动。

　　[1]这是误传消息。北伐军攻克汉阳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攻克武昌是十月十日。

　　[2]南赤指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北赤指同情革命的冯玉祥领导下的国民军。

　　[3]国民会议，见本书第32页注③。

　　[4]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字雪暄，河北新安（今安新）人。时任五省联军皖军总司令、第八军司令。一九二六年九月，任孙传芳部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三月，投向革命阵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

　　[5]邓如琢，字和璞，安徽阜阳人。江西地方军阀，时任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第十三军司令、江西督办。一九二六年九月，任孙传芳部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十月，被北伐军打败后下野。

　　[6]夏超（一八八二——一九二六），字定侯，浙江青田人。浙江地方军阀。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争中投靠孙传芳。时任浙江省长兼浙江省警备队司令。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民政长职，派部进军苏浙边境，准备袭取上海。二十三日，兵败被俘，不久被杀害。

　　[7]虞洽卿（一八六七——一九四五），名和德，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曾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后创办宁绍和三北轮船公司。一九二四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九二六年，在孙传芳支持下会长一职被傅筱庵夺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曾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孙传芳的斗争。一九二七年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四五年病死于重庆。

　　[8]九七纪念，即《辛丑条约》签订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九月七日，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

　　[9]市党部，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见本书第90页注16。

　　[10]枢蔚，中共上海区委的代称，见本书第89页注⑨。

　　[11]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

　　(1)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伐战争的主要打击对象开始从吴佩孚转向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并统治着上海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根据形势的这一变化，罗亦农向区委主席团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这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初建议。本文据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整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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