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信

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1〕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2〕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3〕，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当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后二时，等在书店里。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　二月二十一日

　　〔1〕指《〈故事新编〉读后感》，署岑伯作，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二十二期。文中说《故事新编》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鲁迅先生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的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又说：“《出关》中的老子之为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鲁迅“似乎是被他所见的丑恶刺激得多悲观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变得孤僻起来，这孤僻，竟至使有些热情的青年误会他是变得消极了”。

　　〔2〕关尹喜《出关》中的人物，相传为函谷关关尹。

　　〔3〕指《“海燕”》，宗珏作，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八十九期“书报简评”栏。文中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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