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

　　刘军先生：

　　悄吟来信早收到；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今天已将悄吟太太的那一篇寄给《太白》〔1〕。余两篇让我想一想，择一个相宜的地方，文学社暂不能寄了，因为先前的两篇〔2〕，我就寄给他们的，现在还没有回信。

　　至于你要给《火炬》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登不出来的，不如暂留在我处，看有无什么机会发表；不过即使发表，我恐怕中国人也很难看见的。虽然隔一道关，但情形也未必会两样。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3〕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是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平和的。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罢。

　　此请俪安。

　　豫上　二月九日

　　再：那两篇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4〕因为在俄有一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动，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改什么呢？等来信照办。

　　又及

　　〔1〕指《小六》。后载《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

　　〔2〕指萧军的《职业》和《樱花》。

　　〔3〕《敌乎？友乎？》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连载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申报》，徐道邻作。徐道邻，江苏萧县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徐树铮，亲日的北洋军阀。

　　〔4〕萧军的《职业》、《樱花》两篇小说，原署名“萧三郎”，发表时改署“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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