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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3日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二日函收到。叭儿无穷之虑,在理论上是对的,正如一人开口发声,空气振动,虽渐远渐微,而凡有空气之处,终必振动下去。然而,究竟渐远渐微了。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为得之现在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于将来并非只是损。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那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新社会半月刊》〔1〕曾经看过几期,那缺点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后,觉得并无所得,当然不能引人注意。来信所述的方针〔2〕,我以为是可以的,要站出来,也只能如此。但有一种可叹的事,是读者的感觉,往往还是叭儿灵。叭儿明白了,他们还不懂,甚而至于连讥刺,反话,也不懂。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这却比文坛上之多叭儿更可虑。然而也顾不得许多,只好照自己所定的做。至于碰壁而或休息,那是当然的,也必要的。

  办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投稿,不过未必能每期都有。我的名字,也还是改换好,否则,无论文章的内容如何,一定立刻要出事情,于刊物未免不合算。

  《引玉集》并不如来函所推想的风行,需要这样的书的,是穷学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个,况且有些人是我都送过了。至于有钱的青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德国版画集,我还想计划出版,那些都是大幅,所以印起来,书必加大,幅数也多,因此资本必须加几倍,现在所踌躇的就是这一层。

  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板;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

  现在我在收集中国青年作家的木刻,想以二十幅印成一本,名曰《木刻纪程》,留下来,看明年的作品有无进步。这回只印一百本,大约需要者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上,即颂

  时绥。

  迅顿首 六月三夜

  〔1〕《新社会半月刊》即《新社会》,综合性半月刊,俞颂华等编辑,一九三一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六月停刊。

  〔2〕来信所述方针据收信人回忆,他对《新社会》的内容不满,计划进行革新,后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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