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

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惠示收到，并剪报，甚感。《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1〕，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2〕，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3〕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4〕，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集一部《围剿十年》〔5〕，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但恐怕也不多，因为自己或同时人，较知底细，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则未曾身历其境，即如隔鞋搔痒。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诉他火灼是怎样的感觉，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国人谈起，在中国不久的，大约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等事，他们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谈》。所以应否编印，竟也未能决定。

　　二则，这类的文章，向来大约很多，有我曾见过的，也有没有见过的，那见过的一部分，后来也随手散弃，不知所在了。大约这种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会愤懑的，后来经验一多，就不大措意，也更无愤懑或苦痛。我想，这就是菲洲黑奴虽日受鞭挞，还能活下去的原因。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6〕作，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7〕，先生一定又大吃一惊了罢，但是，人们是往往这样的。

　　烈文先生不做编辑，为他自己设想，倒干净，《自由谈》是难以办好的。梓生〔8〕原亦相识，但他来接办，真也爱莫能助。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实是别一人。〔9〕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　五月十五日

　　〔1〕《北极探险记》未详，译稿未发现。

　　〔2〕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人，原为大商人，后任相国。曾沽名招致食客三千人，令他们编著《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据《史记·吕不韦列传》）

　　〔3〕哈同（S.A.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人。一八七四年来华，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开办哈同洋行，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资本家。他曾出资刊印《艺术丛编》，参看210630信注〔6〕。又出资刊印《大藏经》，共一九一六部，八四一六卷，一九一三年以上海频伽精舍名义全部出版。

　　〔4〕指爱罗先珂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北京回国，同年八月初在德国纽伦堡参加第十五次万国世界语大会。

　　〔5〕《围剿十年》鲁迅拟编的集子，后未编成。

　　〔6〕卢冀野（1905～1951）原名卢前，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标准教科书审查委员、中央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中央日报·青白》发表短文《茶座琐语》，诬蔑鲁迅。

　　〔7〕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署名“杜荃”（郭沫若），载《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

　　〔8〕梓生即张梓生（1892～1967），浙江绍兴人。曾任《东方杂志》编辑、《申报年鉴》主编，一九三四年五月接替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

　　〔9〕别一人指徐诗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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