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4年4月24日致杨霁云信

1934年4月24日致杨霁云〔1〕

　　霁云先生：

　　惠函读悉。所举的三种青年中，第一种当然是令人景仰的；第三种也情有可原，或者也不过暂时休息一下；只有第二种，除说是投机之外，实在无可解释。至于如戴季陶〔2〕者，还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

　　来问太大，我不能答复。自己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但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四月廿四夜

　　〔1〕杨霁云江苏常州人，曾在上海复旦中学、正风文学院任教。一九三四年曾收集、整理鲁迅集外佚文印行《集外集》。

　　〔2〕戴季陶参看270925①信注〔4〕。他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鼓吹“仁爱”和“忠恕”；又曾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谓“八德”，由国民党当局强令机关团体制匾悬挂于礼堂；一九三三年初又在南京东郊汤山修建别墅，命名为“孝园”，自称“孝思不匮”；他在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时，于考试院内设置佛堂，在书斋内设置佛经佛像，持斋茹素；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又去陕西扫祭文武周公墓，并以“救国救民”、“培国本而厚国力”为名，发出严禁“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的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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