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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2)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注释】

  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419页注

  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杜衡:参看本卷第4页注。杨邨人,参看本卷第149页注;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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