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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Shaw),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Barbusse),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

  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注释】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四号及同月二十三日《民众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改名)第二十五号。

  指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即伤亡数十人。

  洗刷牺牲者的罪名:指《京报》主笔邵振青(邵飘萍)关于五卅惨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报》“评坛”栏发表的《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一文中说:英、日帝国主义“用种种宣传政策,谓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压迫中国,行见中国赤化而后,美国亦大受其影响……然中国之并未赤化,所谓赤化说乃纯属英日两国之虚伪政策……今次上海之惨剧,乃世界伪文明之宣告破产,非中国之一单纯的外交问题。”他又在同日该报发表的《外国绅士暴徒》一文中说:“‘暴动学生’之一名词,真乃可谓滑稽极矣,请问外国绅士,学生是否有手枪?是否有机关枪?是否已因暴动杀死外国绅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为学生,此决非学生之自杀也。”

  指希腊民族独立运动。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次年一月宣布独立,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于一八二九年取得胜利。

  《致中国国民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国际工人后援会从柏林发来为五卅惨案致中国国民的宣言,其中说:“国际工人后援会共有五百万会员,都是白种用手和用脑的工人,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对于白种和黄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残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对于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他们在国外想欺凌你们这个民族,在国内亦想压迫我们这个阶级。只有我们合起来同他们对敌,才可以保全我们。……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国的萧伯纳和法国的巴比塞,他们都是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培那特萧:通译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早期参加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同情社会主义。著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

  巴尔布斯:通译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热情拥护苏联;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对外谈判条件。五卅惨案后,该会于六月八日发表宣言,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四条及正式条件十三条,其中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等条款。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愿望,但还不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要目的。后来负责这次对外交涉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总商会会长)等,又删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条款,成为委曲求全的十三条。

  《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创办人为中岛美雄,最初称《燕京时报》,一九〇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停刊。

  指《顺天时报》的《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的社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学学生因旅顺、大连租借期将满,向当时的国会请愿,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于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绝后,即爆发了规模几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爱国运动。四月四日《顺天时报》发表上述社论。其中说:“凡一国中兴之际。照例发生充实民力论及伸张国权论两派。试就中国之现状而论。亦明明有此二说可观。……国权论者常多为感情所支配。……民力论者多具理智之头脑。……故国权论者。可以投好广漠之爱国心。民力论者。必为多数人所不悦。于是高倡国权论容易。主张民力论甚难。”

  “再而衰,三而竭”:语见《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鲁国曹刿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他山的好石:语出《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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