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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通信(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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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 敬爱的J.K.⑾同志: 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⑿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⑿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⒁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⒃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⒄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注释】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⑿“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⒁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⒂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⒃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⒄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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