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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4)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注释】

  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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