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日本并吞朝鲜记

日本并吞朝鲜记(1)

　　（清宣统二年）

　　记例

　　一本文名为《日本并吞朝鲜记》，故记事以日本为主，其朝鲜内治及他国经营朝鲜之事迹，惟举其大概，取相发明耳。

　　一本文既名曰记，自不容多下论断，但事实之原因结果，有不得不略为说明者，将使读者易于循省，故文体不能谨严，方家谅焉。

　　一本文所记事，其由朝鲜发生者，甲午以前，用中国年号，乙未以后，用朝鲜年号，其由日本发生者，用日本年号。

　　一本文或称朝鲜，或称韩，从行文之便，别无他义。

　　一朝鲜君主昔称王，中称皇帝，今则称李王，本文所记，各就时代而从其称。

　　外史氏曰：朝鲜今真亡矣。朝鲜之亡，不自今日，特今日则名与实俱亡云尔。是故记朝鲜之亡，不得不托始于四十年以前。夫亡者朝鲜也，而亡之者日本也。朝鲜之所以由存而即于亡者，其所历之途径有四：一曰役属于中国之时代，二曰号称独立之时代，三曰役属于日本之时代，四曰并吞于日本之时代。日本之所以亡朝鲜者，其所历之途径亦四：一曰与中国争朝鲜之时代，二曰与俄国争朝鲜之时代，三曰以朝鲜为保护国之时代，四曰并吞朝鲜之时代。此两造之四时代，其界线略同，今画前两时代为“前记”，后两时代为“本记”。于以观朝鲜自取剿绝之由，与夫日本谋人家国之术，此真当世言政者得失之林也。

　　前记

　　第一中日争韩记

　　朝鲜与中日两国之关系。朝鲜自古服属于我，然惟汉代曾收其一部为郡县，过此以往，羁縻勿绝而已。我国自昔待属国如此，匪独一朝鲜也。而其国与日本一苇相望，日人之狡焉思启，殆非一日。据东史所记，则当我汉献帝建安中，日本有神功皇后者，曾亲征新罗，略其地置戍兵焉。当时朝鲜裂为三国，曰高句骊，曰百济，曰新罗。盖高句骊与我交涉最繁，新罗则昵近日本，百济则常修玉帛于二境者也。自唐以还，三国统一，名曰高丽。常北面于我，与日本之交殆绝。及明神宗万历间，日本有丰臣秀吉者，雄略为彼国史中所仅见，尝大举伐朝鲜，几灭之，赖我援仅免。日本之与我争朝鲜，实自兹始也。未几，我朝崛兴，朝鲜恭顺，臣服最早，列圣怀远以德，舍岁时享觐外，无所诛求，而日本则德川氏柄政，专务文教，不遑外事。朝鲜闭关酣嬉者三百年，俗日以偷，政日以乱，其势既不足以自存。值欧势东渐，浸益多事，而日本方于其间就维新之业，磨刃欲试，我亦当中兴之后，朝气未衰，两国相接，而以朝鲜为之间。朝鲜亡机兆于是矣。

　　日韩交通初期。日本明治新政府初建之日，正朝鲜大院君专政之时。大院君李昰应者，朝鲜王李熙之生父（熙即朝鲜前王，甲午以后自称皇帝，四年前让位其子，称太皇帝，今被废为李太王者也），王方幼而为之摄政。其为人也，好弄术智而不知大体，喜生事而无一定之计画，性残酷骄慢而内荏多猜，实朝鲜民族性质之代表，而乱亡之张本人也。大院君之始摄政，实当我同治三年（熙以同治二年即位，时年十三），其时我国五口通商久开，日本亦已辟三互市场，世界大势所趋，固不容朝鲜长此闭关自守，天主教势力浸弥漫于其国中，而俄、法、美诸国，次第遣使议修好，而大院君一以诿诸我政府。其诿诸我政府也，非守国际法上属国之名分也，非慑我上国之威也，图狡卸不自负责任而已（著者按：对于外交事件，图狡卸不负责任，此吾中国人相传心法，朝鲜人亦师我长技者）。大院君摄政之四年，而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初，日本当将军秉政时，其与朝鲜交际，专委诸对马守宗氏，幕府不自直接。至是，遣对马守宗重正使韩，告王政维新，韩人以其玺书中有“皇帝”字样，拒不受。明治二年（同治八年），更使外务权大录（大录，官名，权署理也。下仿此）佐田伯茅、少录森山茂为交涉使使韩，韩人拒如故。三年，复遣外务少丞吉冈弘毅往使，森山茂、广津弘信副之，淹留一年有半，不得要领；宗重正再移书喻指，劝韩廷引见吉冈等，不省。五年，宗重正复使其家臣相良重树往与周旋，凡上书于韩政府二十四次，终不纳。其年八月，复遣外务大丞花房义质、少记森山茂乘二军舰往使焉，韩吏拒如故。六年，广津复奉命往，森山旋至，亦无所得，怏怏归。盖自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朝鲜之草梁馆（草梁馆者，所以待外宾也，如我会同四译馆），无一日无日本使节之足迹，韩廷之虚骄无礼，诚出情理之外，而日人宁含诟忍辱而终不舍去，且终不肯转而就商于我政府（当时俄、英等国皆转而与我交涉）。盖其处心积虑，务置朝鲜于我势力范围以外，四十年间，政策一贯，而自始绝不肯误一著以取自缚有如此也。

　　所谓征韩论。征韩论者，日本内政上之一大事也，而其因乃发自外交。先是明治二年，佐田伯茅反自朝鲜，即首倡用兵要盟之议。四年，外务权大丞丸山作乐等，谋组织一秘密队，出奇袭韩，为政府所觉，逮而锢之。继此迁延数年，使节十数往返，而受侮于韩者愈甚，日人殆不复能忍。六年六月，森山茂归，盛言韩罪之当诛，且陈言方略。于是廷议分为两派，一曰征韩论派，参议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次郎主之，而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为之魁；二曰非征韩论派，参议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大隈重信、大木乔任主之，而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之魁。两派坚持所信，抗争亘数月，非征韩论派卒胜。日本维新元勋，自兹分裂。西乡一派联袂辞职，朝列空其半，遂以导明治十年西南之乱。虽然，非征韩论派，固未尝谓韩之不可征也，谓今尚非其时云尔。要之，日本自维新后，本已予韩人以不能安席之势，而韩人所以因应之者复失宜，我国所以指导之者复无状，坐使以区区小节，长强邻敌忾之气，而授之以问罪之口实。日本之有今日，未始非韩人激之使奋也。

　　《江华湾条约》。明治九年（光绪二年），日本与朝鲜始结修好条约，所谓《江华湾条约》是也。先是，征韩论既决裂，日本政府于明治七、八两年，仍先后派外务大丞宗重正、理事官森山、副官广津诣韩，卑辞乞结约，韩人深闭固拒犹昔。明治八年九月，日本一军舰测量朝鲜海岸，其舢板过永宗岛，岛上炮台忽轰击之，军舰遂应战，坏其堡垒。翌年正月，日本遂以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为副大臣，率六舰诣江华湾（即永宗岛）问罪，且胁使结约。于是朝鲜举国鼎沸，议和议战，莫敢执咎，而日本威逼急于星火，遂以其年二月二十六日，缔结所谓《日韩修好条规》者十二款。《礼》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朝鲜臣于我，而其有外交，实始此。《条规》第一款云：“朝鲜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有平等之权。”当时韩人固视此为义所当然，即我国亦从，不识国际法上“自主”二字作何解释，且素贱视日本，谓不足与大邦齿，方谓彼自愿与我属邦平等，足征恭顺。而不知日人所以十年间锲而不舍，持满而后发者，其目营心注即在此“自主”“平等”之四字，此约既订，日人遂不复认我之主权得行于朝鲜矣。

　　壬午之变。朝鲜既与日本结约，遣使往报聘，其达官亦渐有游于日本者，睹其政治修明，羡而思效之。乃先从事练兵，聘日本一士官堀本某为教习。而其督练大臣既不晓兵事，且贪黯无艺，克扣军饷，至食中杂沙土，于是新军与见汰之旧军咸怨，胥谋作乱。光绪八年六月，暴徒数千骤起，杀官吏三百余人，堀本与焉。遂火日本公使馆，公使花房义质仅以身免。日本遂遣军舰三，兵士八百入仁川，因定所谓《济物浦条约》者，其内容则：一、朝鲜逮治罪犯，二、偿日本金五十万元，三、派谢罪使于日本，四、日本使馆置守卫兵也。朝鲜有日本兵自兹始。

　　甲申之变。自光绪八年以后，中日之争韩始剧。壬午变起之际，北洋大臣李鸿章使道员马建忠俘大院君安置保定，使提督吴长庆率师四千戍汉城，专治兵事，使同知袁世凯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专司对付韩人事，使德人摩灵德夫为外交顾问，其海关亦使总税务司赫德监督。当时我国势力之在朝鲜者，视后此日本设统监时，有过之无不及。使吾有人焉，虽百日本，无如我何也。乃吾之当其冲者，既无丝毫政治上之常识，不能为之革秕政以靖乱源，而复暴戾恣睢，以贾其君民之怨，坐使其新进气盛之辈，群思结日本以挠我。于是朝鲜有中国党、日本党之目。虽然，中国党盘踞要津既久，日本党后起，势固不敌，日人不得已假卑劣手段以济之，遂有光绪十年十一月之变。先是，其年七月，我军与法战于马江，败绩，朝鲜人益轻我，而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忽归国。九月，复返汉城，举《济物浦条约》所索偿金五十万元中之四十万，退还韩人，声言助其行政改革之用（著者按：与美国之退还我庚子赔款何相类也），韩人深德之。十一月日本在汉城所设之邮政局，行落成礼，韩廷贵显及各国使臣咸集，独日使竹添托故不至。宴方酣，突有放火于比邻者，座客惊散，号称中国党之闵台镐、赵宁夏、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闵泳穆、柳在贤皆遇刺死。日本党之金玉均、朴泳孝驰入宫门，疾呼清兵作乱，日使竹添旋率兵一中队，称入卫，拥王移别殿，谋挟以适仁川。王以失妃及太子所在，涕泣不肯行，翌日我兵至，遂移王于我营。竹添不得逞，怏怏归国，日本党悉随以去，其不及遁者咸就诛夷。是役也，日本诚心劳日拙，然其机变之巧，与其一往无前之概，使人一惊。

　　《天津条约》。甲申之变，戎首实为日本，五尺之童所能知也。而日人有藏身甚巧者一事，当我兵之入韩宫也，竹添禁其军队，不许开枪，而袁世凯乃炮击日本公使馆，且焚毁之，予彼以一绝好之口实。果也光绪十一年三月，日政府居此奇货，遣伊藤博文为全权，诣天津，与我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涉，卒议定专条三款：第一，中日两国皆撤退朝鲜戍兵；第二，两国皆不得派员为朝鲜军队教习；第三，朝鲜若有内乱，两国中无论何国派兵前往，必预先行互相知照。此约款所以限制两国者，若甚平等。虽然，日本不过不能骤得其所欲得而已，我则举既得权而尽丧之也。此如吾世畜一仆，忽与客约曰：吾与客皆不得漫役此仆，客欲管仆，必得请于我，我欲管仆，亦必得请于客。《天津条约》正此类也。盖《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认非我属国，《天津条约》使我认朝鲜非我属国。盖《江华湾条约》明朝鲜与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非他人之属国也。《天津条约》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

　　甲午战役。自《天津条约》后七八年间，日本如鸷鹰将击，先以蛰伏，其与朝鲜交涉，无甚大事可纪。我袁世凯侈然以上国之代表临之，颐使韩君臣若奴仆，日以贾韩人怨而招列国之嫉，尝一度谋废韩王，立其侄李堎镕，而使大院君再摄政，有告密者，乃中止。而闵妃之族，初以媚世凯得政，至是益横恣，黩货虐民，无所不至，民穷财尽，内乱蜂起。光绪二十年三月，有所谓东学党者，揭竿于全罗道，势颇猖獗。袁世凯方思假此以立功名，遽劝韩王乞援于我，乃我军舰扬威平远、操江，方入仁川，而日本军舰七艘俨然已在，且以陆战队四百大炮二门护其公使大鸟圭介入汉城。世凯惊愕，不知所为。我政府据《天津条约》知照日本，谓依保护属邦之旧例，从朝鲜之请，派兵戡乱，日人以不认朝鲜为我属邦，复书相谢。此问题争辩殆匝月，日本不屈。我国约共同撤兵，不许。中间经英、俄调停无效，更主张干涉朝鲜改革内政，我师方逍遥平壤，迁延待交涉之妥协，而日军已遍满汉城。韩廷狼狈无措，乞计于袁世凯。世凯惟告以自称中国属邦，理合乞援，日本出兵，甚为无理，令以此当日本而已，而适启日本以攻瑕之路。日使大鸟即腾书朝鲜政府，诘其为独立之国乎，抑为中国属邦乎？限一日覆答。至是世凯口舌之力，不复得施。迁延三日，而朝鲜卒以独立国答。日使谓既为独立国，宜速改革内政，乃上政纲五条，促施行。韩廷益汹惧，决诸世凯，世凯谓宜阳许之而促其撤兵，更为后图。盖敷衍延宕，实吾国唯一之外交术，为我属邦者，例宜师之，韩廷与世凯心理同也。而日本固非若是易与，越旬日，且以书逼韩廷曰：朝鲜与中国昔所缔约，与独立国之性质不相容，宜摧弃之。韩廷未决答，而世凯已宵遁。自是朝鲜遂告绝于我，且与日本结攻守同盟条约矣。

　　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之始。韩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赖，其天性也。日兵之既入韩京也，韩人之号称维新党者，举欣欣然有喜色，竞通款于日军，乞以兵卫王城，废王妃，起大院君再摄政。日人从其二，惟废妃之举，持而未发，未几遂尽黜旧官，而设一议政府，八大衙门名称悉仿日本，以日本党人充之，大院君为之魁。新政府虽以改革自标异，而大臣日日会议，惟口衔烟管，游谈无根，从未一及国事，内之则朋党倾轧，彼此互欲剚刃于其腹（著者按：中国所谓新党者何如）。时我军败报未至，大院君复贰于我，事发，日人逼使退位。日政府以大鸟圭介干涉韩政之不得要领也，使其维新元勋井上馨代之，井上上政策二十条，谒见韩王，声色俱厉，韩王震慑，乃率群臣誓于太庙，颁布所谓《洪范》十四章者。其要端则将王室事务与国家事务分离也，设责任内阁也，统一财政也，租税以法律定之不得妄征也。改定官制明正权限也，派游学也，行征兵也，编纂法典也，用人不拘门地也，条理粲然，与后此我国之立宪《九年筹备案》乃大相类。然上自君主，下逮百执事，其尝有一日定行此誓庙之《洪范》乎？则不待问而可知矣。虽以日本第一流政治家井上其人者，而无如朝鲜何，日本于是益知朝鲜人之不足与立，而取而代之之心益决矣。

　　《马关条约》。战役既竣，我与日本结《马关条约》，其第一条则我国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之国也。盖朝鲜之以公文表示脱离上国之意思也，嚆矢于《江华条约》，而大成于攻守同盟条约。我之以公文表示捐弃属邦之意思也，嚆矢于《天津条约》，而大成于《马关条约》。自是我在朝鲜，无复发言权。日本谋韩之第一期政策，全然告成，而朝鲜王亦妄窃帝号，聊以自娱矣。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