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3)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3)

　　第九节班定远功业之结果

　　汉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与汉不两盛，而皆以西域为重。前汉有然，后汉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势顿衰，诸国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犄其右，北虏惫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汉遂率大军北伐，降其二十余万人，至燕然山泐石而还。三年，遂复再举大破之，单于率其余众，远遁于今里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众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鲜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复能为吾患矣（晋之刘渊、刘曜不过受汉人卵育，乘机窃发，与民间起乱者相类耳，非复能用其国以与吾抗也）。故扫除周秦以来千余年之剧患，一洒祖国之国耻，论者或以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窦宪诸人，而不知其皆赖张、班之谋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定远功业之成，专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实治野蛮国之不二法门也。英之灭印度也，政府未尝动一旅之兵，议会未尝筹一铢之饷，惟赋印度之财，以养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国。定远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远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为定远侯，诏书亦曰：“超安集于阗以西，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信哉！定远之能践其言，而汉廷亦能审其功矣。今日西国之东方政策，即以班定远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国中若定远其人者，竟旷千载而不复一遇也。

　　是时罗马方强，用兵于西亚细亚，屡破安息，中国日扩而西，罗马日扩而东，上古世界两大文明，几相接触。《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大秦，即罗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后四年），又使部将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逢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按：泰西文明传播广速者，皆由海岸线多使然，此地理学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腊、罗马人，惯于航海冒险活泼，中国人则深险于陆地之豪杰，虽屡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见焉。此次甘英之不能通罗马，实由不习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时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书，谓其“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请见《本传》。盖去卒前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迁洛阳，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使假以岁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当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黄帝子孙之声明文物于欧土，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纪念，未可知也。呜呼！人杰矣哉。

　　第十节结论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遍于大地，赫然为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险进取之精神而已。若哥仑布，若麦折伦，若伋顿廓，若立温斯敦，皆以匹夫而辟一洲之基，开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数百岁不哀，一若今日之乐利，半出于彼诸贤之赐者。吁！诚哉其然矣。然吾窃尝求此等人物于我祖国，则如张博望、班定远者，亦何多让焉？何多让焉！而后世崇拜之、步趋之之人，何其希也。抑吾为张、班传，而忽有一最大之问题，横涌于吾脑，夫博望、定远诸先辈，其远识其毅力，不让于泰西诸贤，彰彰明甚也。即秦汉唐清诸君主，好边功，辟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让于近世所谓帝国主义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誉，顾在彼而不在我。不宁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即永为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于再世。不宁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国日以繁荣，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骚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动力在国民，我之主动力自君主，辟地同，而所以辟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厘差而千里谬也。吾闻地学家言拉丁、条顿两族性质之相异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装饰，条顿民族之殖民地贵营业；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军队以开之，条顿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劳费以为国病；条顿民族因得殖民地，而丰富以为国荣。以故拉丁民族或放弃其殖民地而无所惜，条顿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惮劳。”夫彼两族者，同为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业，而因其所向之鹄所用之方略互异，其结果乃至大异若此。虽然，拉丁人之所以弱于条顿人者，彼则民之自殖，而此则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诸为民辟地之本意，尚非有所大谬。若中国前事，则正与彼等所执之主义，成反比例者也。中国数千年来袭用之名词，只有所谓“属国”者，更无所谓“殖民地”者，夫辟地而以殖民，则虽劳费矣，而后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为之偿。故国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劳，国未有不瘁者也。尔来欧美民族之各竞于帝国主义也，彼其内力充实，而膨胀于外，为生存竞争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国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时之意气，以为名高耳，故往往不顾其民力之如何，动罄之以从事于外。即如汉武者，岂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愤于匈奴之嫚辱侵暴，赌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尝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绞内地居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颠倒甚矣。《汉书·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也，天子使赍牛羊万数，金币直数千巨万。而后此求宛马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云云。故汉武以开边之故，举文景数十年来官民之蓄积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犹且不足，卒至元元愁叹，海内骚然。嘻！何其悖乎？吾闻群学家言曰“凡两群之相交通相阋夺也，未有不起于争自存。盖我胜彼而可以吸彼之利为我有，故不惜一时之苦痛以易之”云尔，未闻有自损而啖彼以利以为快者也。战败固损，而战胜亦损，是以自损为相争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汉武之通西域，其亦有类于是焉矣。然此犹可曰，以匈奴巨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损易大害也。而后此匈奴既衰之后，边费且复不戢，则又何也？甘露以后，单于入朝，赏赐累巨万，发车骑万六千以送之，转仓储数万斛以给之。每单于朝一次，则北方之民失业失食，转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永元间，司徒袁安上疏云：“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岁直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余万。”（时北匈奴请款，论者或谓宜以待南单于之礼待之，故袁安引此统计）呜呼！几何其不胥中国而空之也。不宁惟是，东汉之初，南单于内附，乃居之于河南，空吾民钓游耕凿之地，揖外族以使入，其后部族数十万，孳乳浸多，布满畿辅。桓帝时，又从迁许。及魏武始忧之，以其既在内地，人众猥多，惧必为寇，乃分其众为五部，居太原祁县太陵诸地。晋武时，塞外匈奴归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与吾民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悉杂腥羶矣。后此江统虽为《徙戎论》，终不见纳，卒至刘渊、石勒起于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数百年，尔后霸者始终蹈其覆辙而不悟。虽以唐太宗之贤明，犹画神州以宅索虏，宠异胡将，卒召河朔之变。盖数千年来帝者对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诚古今万国之所未闻，千种万种不可思议之现象也。夫以古代亚历山大、该撤等之力征天下，虽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国主义者专拓之以为民薮也，然要未尝有疲国力以供奉外酋，虚国土以容纳异族者矣。而中国胡乃若此，无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骛一时皮相之虚荣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壮快、最名誉之美举，反被误用之以毒天下。不见夫乾隆间故事乎，数次大举攻缅甸，不下，乃不惜重赂其酋，使贡象数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头衔。要而论之，皆不惟其实惟其名耳。惟然，则虽属国遍天下，而于我国民曾无丝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历朝好勤远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开边而辄致乱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辟之地，固犹有殖民也，徒以重虚荣轻实益之故，其新地犹且为母国累，而况乎不殖一民于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徕敌国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则迂儒鄙生之龂龂焉以远征外竞为大戒者，盖亦有词矣。而此等议论，既习于人心，则如张博望、班定远其人者，遂益不为世所重，而国民进取冒险之精神，且日摧灭以至于尽。吾甚惜以博望、定远之人格之事业，可以为我黄族男儿之好模范者，乃竟为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点污也。

　　虽然，我国民亦有罪焉矣，夫谁使汝不择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箠以驱絷之也。吾闻数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开今日之美国。夫彼岂必视其政府之方针而始进行也，论者谓今日五大洲，无复可以容我民族膨胀之余地，其然耶？岂其然耶？勿征诸远，即张、班二杰所留纪念之一大地，犹足以当欧洲一强国而有余也。抑吾又闻南洋新嘉坡、槟榔屿诸地，其刈蓬蒿战土蛮而奠定之者，实惟我黄帝子孙，然则张、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绝于今日。而无自治之力以承其后，虽自得之，而终不免以饵条顿民族，而自为其奴隶。若是乎则虽有一二博望、定远其人者，又安足贵耶？又安足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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