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远书城 > 梁启超 > 戊戌政变记 | 上页 下页 |
| 附录一 改革起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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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斫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和议既定，公车既散，康有为适登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复上书言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序，专主开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聪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归本于皇上之独伸乾断，勿为浮言所动。工部堂官恶之益甚，不为代奏。盖和议方成，人心震厉，此实我国维新一大关键。以皇上之天锡勇智，使彼时得人而辅之，其措置更易于今日，此实吾国一大可惜也。今将其书照录于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窃职前月不揣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惶恐战栗，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岂非广刍荛之听，立鞀铎之鹄，以开言路而广聪明耶。职上感圣明之纳言如此，下愤国事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皇上陈之。窃惟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开，外国环逼，既已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谍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张皇；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必然之理也。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凌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厉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一在立科以厉智学也。 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厉。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哥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 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美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厉，师友所讲求，事无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横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赋税无一定之规，费出公则每岁摊派。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然《孟子》云：“国家闲暇，明其政刑，尊贤使能，大国必畏。”《易》称：“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作成器以为天下利。”《洪范》称：“大同逢吉，决从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大夫。则彼族实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掣肘之法，不能尽其才。道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 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天下虽大，戢戢奉法，而文网颇疏，取民极薄，小民不知不识，乐业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民多而利源不开，则穷而为盗，官多而事权不属，则冗而无耻。至于上下隔绝，故百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绤宜于夏日，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觅舟楫。外之感触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观邻。《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举而不当，此邻敌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大而不为者复小，众而不理者复寡。” 盖列国并争，如孤军转战于长围，苟精神方略，兵械士马，少有不逮，败绩立见。大朝一统，如一人偃卧于斗室，但谨户牗，去蚊虻，虽稍高枕，可以无事。今略如春秋、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也。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五十年来讲求国是者，既审证之未真，故言战言和，亦施药之未当。否则笃守不药，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偿款，病日危重，至此伤寒传里，病入厥阴。昔患水肿痿痹，犹尚庞然，今且枯干瘦羸，渐无精气，如不讲明病证，尽易旧方，垂危之人，岂堪再误？但审病之轻重常变不同，则用方之君臣佐使亦异，故今审端致力之始，尤以讲明国是为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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