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行历及性格

　　《史记》有《屈原列传》，载原事迹颇详，举其大概则：

　　一，原为楚同姓贵族。

　　二，原事楚怀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三，原为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犹尝任齐使。

　　四，怀王十六年（西纪前三一三），秦张仪谲诈怀王绝齐交，破合纵之局。原请杀张仪。

　　五，怀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诱怀王会武关，原谏不听。王遂被胁留，客死于秦。

　　六，顷襄王立（前二九八），原为令尹子兰所谮，王怒而迁放之。原遂自沉。

　　关于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资料，只有此传，后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汉王逸谓：“原在怀王时被谗见疏作《离骚》……顷襄王迁原于江南，原复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卜居》《渔父》等篇。”宋洪兴祖谓：“原被放在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复召用之，顷襄王立，复放。”

　　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记》，谓原决无再召再放事，谓原决不及见顷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言‘九年而不复’，‘壹反之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下同。）又云：“谏怀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雎，非屈原也。夫原谏王不听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诸篇乃无一语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风》临绝之音，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只反复于隐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檝，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会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王之立，则原之自沉久矣。”懋竑所辩尚多，皆从原作品本身立反证，极有价值。又传中令尹子兰等事，亦不足信。朱熹云：“《楚辞》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乱俗衰，人多变节，遂深责椒、兰之不可恃，而揭车、江离，亦以次书罪，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讹以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流误千载，无一人觉其非，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楚辞辩证》卷上。）

　　上所论难，皆可谓读书得间。要之，《史记》所载古代史迹，本多采自传闻，鉴别非甚精审，况后人窜乱亦多；即以《屈原列传》论，篇中自相矛盾处且不少（王懋竑列举之），故吾侪良不宜轻信，更不宜牵合附会以曲为之说。大概屈原为楚贵族，生卒于西纪前四世纪之下半纪。曾一度与闻国政，未几被黜放，放后逾九年乃自杀。其足迹在今湖北、湖南两省，亦或尝至江西。此为屈原之基本的史迹，过此以往，阙疑可也。

　　司马光谓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故所作《通鉴》，削原事不载。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吾尝有《屈原研究》一篇（见《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关于此点，论列颇详尽，可参看。（彼文关于屈原史迹及作品之考证与斯篇稍有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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