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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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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瞭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絜，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二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彫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以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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