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胚胎时代(2)

第一章胚胎时代(2)

　　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之关键者有二职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进之时，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权最重（埃及之法老，犹太之祭司长，见于《旧约全书》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罗门为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罗门，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床喇嘛，掌全国大政，仍是此制。欧洲自罗马教皇兴后，其权常驾各国君主而上之。而俄罗斯皇，今犹兼希腊教皇之徽号，其教务大臣柄权最重。此实半开民族之通例也）。中国宗教之臭味不深，虽无以教权侵越政权之事，而学术思想，亦常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职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达之于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职之支与流裔也。鲁侯与曹刿论战，首称“牺牲玉帛之必信”；随侯将战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丰备”；盖以为祭礼之事，与国家之安危大有关系焉。其他百事，皆听命于神，不待言也。二曰司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应用于人事者也。三皇之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典》“乃命義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司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协时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终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尧典》“天之历数在尔躬”，及后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于历学。后世言《洪范》五行，言谶纬，皆发源于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汉书·艺文志》，“九流略”有阴阳家，“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古代之学术，半属此类）。降及春秋，此术犹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为一时君相之顾问；而《左传》一书，言卜筮休咎、占验灾祥者，十居七八。后人不知人群初进时之形状，诧其支离诞妄，因以疑左氏之伪托；而不知胚胎时代，实以此为学术思想之中心点也。谶纬亦然。纬书之为真伪，今无暇置辨；要之必起于春秋战国时代，而为古学术之代表，无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六经》之中，若《诗》（太史乘輶轩所采），若《书》，若《春秋》（《汉·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学者，不可不于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为柱下史也，孔子适周而观史记也，就鲁史而作《春秋》也，盖道术之源泉，皆在于史。史与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汉犹然，司马谈、司马迁其最著者也），若别为一族者然。盖当时竹帛不便，学术之传播甚难，非专其业者，不能尽其长也。而史之职，亦时有与祝之职相补助者。盖其言吉凶祸福之道，祝本于天以推于人，史鉴于祖以措于今。故《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而阴阳谶纬家言，亦常有与史相通者。要而论之，则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统如下：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此外尚有医官、乐官，亦于当时学术思想颇有关系。但所关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故略之不别论（古者之医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黄帝内经》有祝由科，然则医实祝之附庸也。乐与诗同体，诗掌于太史，乐官亦称瞽史，然则乐实史之附庸也）。

　　吾于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当知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为贵族所专有，而不能普及于民间是也。吾华阶级制度，至战国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谓喀私德（Castes）（印度分人为四种，最上者称婆罗门，其次为刹利，其次为毗舍，最下者为首头陀，不许互通婚），中世欧罗巴所谓埃士忒德（Estates）（欧人大率分僧侣、贵族、公民、奴隶四种）者。盖上流人士握一群之实权，不独政治界为然，而学术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备，典籍难传，交通未开（指舟车来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学术，非尽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权固不得不专归于最少数之人，势使然矣。而此少数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旧，使勿失坠，既无余裕以从事于新理想，复无人相与讨论，以补其短而发其荣，此所以历世二千余年，而发达之效不睹也。虽然，此后全盛时代之学术思想，其胚胎皆蕴于此时。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班《志》全本刘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谓：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

　　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与闻（《管子》称：“士有士之乡，农有农之乡，工商有工商之乡，不可使杂处。”又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盖古俗然也。古者以官为氏，如祝氏、史氏、乐正氏、仓氏、庾氏等，皆由世业之故），非在官者不获从事。此不惟中国为然，即各国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欧罗巴学术之权，皆在教会；迨十五世纪以后，教会失其专业，人人得自由讲习，而新文明乃生。论者或以窒抑多数之民智为教会诟病，而不知当中世黑暗时代，苟无教会以延一线之光明，恐其堕落更有甚者，而后起之人，益复无所凭藉也。然则知人论世，其功与过又岂可相掩耶？观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亦如是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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