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4)

第二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4)

　　李君道：“我也不是一定要和甚么一姓的人做对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的。你想天下哪里有四万万的主人被五百万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吗？但凡人类的天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人的利益为后，所以主权若是在少数人，一定是少数的有利，多数的有害；主权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这利害两桩是断不能相兼的。但我们今日就不管到他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客族还是主族，总之政治上这责任两个字是不能不讲的。一国人公共的国家，难道眼巴巴看着一群糊涂混账东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甚么人，只是当着这个地位，就要尽这个责任；亏了责任，是要自行告退的；不肯告退，是要劝他的；劝他不听，是要想个法儿叫他不能不听的。你看现在文明各国所谓责任大臣的制度，不是恁么着么？若是在立宪国里头，君主没有责任，这个怨府自然落不到君主的头上，只要学那周公的故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把宰相大臣换了一换，也便罢了。若使一切政事的责任都在顶上头那一个人的手里，自然一国人有甚么过不去的事情，都要问着他了。哥哥，你说和现在朝廷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和现在朝廷又有甚么仇恨吗？横坚我认定这责任的所在，只要是居着这地位，不尽这责任的人，莫说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就使按着族谱，算他是老祖黄帝轩辕氏正传嫡派的冢孙，我李去病还是要和他过不去的哩。”

　　黄君道：“兄弟，你这段议论，谁说不是？依我看来，总是理想上头的，不是实际上头的。你说一国政权总要在大多数的人手里头，这是卢梭、边沁、约翰弥勒各位大儒的名论。但这些学理，在现世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多数政治，在将来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现在却是有名无实的。你看，现在各立宪国叫做议院政治的，岂不算是从多数取决吗？认真算来，哪里真是多数，还不是听着这政党首领几个人的意思吗？兄弟，各国议院的旁听席，谅来你也听得不少，你看英国六百几个议员，法国五百几个议员，日本三百几个议员，他们在议院里头，站起来说话的有几个呢？这多数政治四个字，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但这种政体，谁能说他不好？可见天下人类自有一种天然不平等的性质，治人的居少数，被治的居多数，这是万不能免的。至于讲到责任两个字，这是政治学上金科玉律，便愚兄也和老弟一般见解。但我看中国现在的人民，哪里自己够得上尽这个责任？就是叫现在号称民间志士的来组织一个新政府，恐怕他不尽责任，还是和现在的政府一样，这国势就能够有多少进步吗？兄弟，我想政治进化是有个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兄弟，你是住在欧洲多年，看惯了别人文明的样子，把自己本国身份都忘记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处拿轮船拿火车搬转进来，你想想这是做得到的吗？好兄弟，你要看真些子时势才好。”

　　李君听到此处，面带怒容，便接着说道：“哥哥，你说我崇拜法国，我倒不是崇拜法国。我看哥哥在德国念这几年书，这些口气倒有几分像崇拜德国人。这还罢了，怎么连那俄罗斯大民贼坡鳖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议论，都要附和起他来。你说议院政治还是少数，不是多数，哪里知道这少数和那民贼的少数正自不同。这政党首领人数虽少，却是代表全党的意思，该党若是多数党，便是代表多数国民的意思了。政党彼此互争权，不管他出自公心还是私心，总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结百姓，在新闻纸上，在演说坛上，讲他自己的政策怎么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若讲得没有道理，那国民肯听他吗？若讲得到做不到，那国民肯容他吗？这样看来，任凭他就拿这些方法当作争政权的手段，却是国民已经于不知不觉之间实受其益了，何况政党政治，在朝党稍有一两件事不尽责任，国民便鼓噪起来，他立刻便要辞职，让与别党，虽是少数人代理国事，却不是少数人把持国事。怎么好藉口于天然不平等，赞民贼教猱升木呢？至于讲到时势吗，哪一代的时势，不是靠些英雄豪杰造出来，若是没人去造他，只怕现在的欧洲还是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未可定哩。哥哥，不讲时势便罢，若讲时势，我想现在中国的时势，和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的时势，正是同一样哩。卢梭、边沁他们的议论，在现在欧洲自然是变成了摆设的古董，在今日中国却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说我躐等而进，哥哥，你想跳过这人民主义的时代，便闯入这国家主义的时代，这真可算躐等而进了。”

　　黄君道：“不然，群学上定例，必须经过一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哪里呢？就是这干涉政策便是了。欧洲自从法国哥巴、英国克林威尔主政以来，大行保护干涉之政，各国政治家跟着他学，都说这是强国的第一手段，到了后来，连民间甚么事业，都干涉到了，这种政体，在今日还能说他是好吗？但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像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着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平心而论，现在欧洲的文明，你能说这干涉政策一点功劳都没有吗？若不是经过这一回，他们的国力、民力能够充实到这般田地吗？我们中国虽然说是专制政体，却是向来政府的人，从没有干涉到民事的。”

　　李君插口道：“他不干涉也罢，谢天谢地。”

　　黄君道：“话虽如此说，却是干涉政策和爱国心是很有关系的。我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之外，是和国家没有一点交涉的。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的不理国家。所以国家兴旺，他也不管；国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坏，他也不管。别人都说这是由于没有自由的缘故，我倒有一句奇话，说是由于没有干涉的缘故。兄弟，若还不信这话么，你看现在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人怎么啊？你能说那时法国的时势就是现在中国的时势吗？我想中国数千年的君权虽然是太过分了，却是今日正用得着他，拿来做末，末了一着。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有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吗？过了十年、廿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成了多数政治，还怕甚么外种人喧宾夺主？我说的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这么着，兄弟你自想想。”

　　李君道：“依哥哥讲来，岂不是单指望着朝廷当道一班人吗？他们不肯做又怎么样呢？哥哥你别要妄想了。他们若是肯做，经过联军糟蹋这一回，还不转性吗？你看现在满朝人太平歌舞的样子啊，他那腐败，比庚子以前还过十倍哩！哥哥，你请挺着脖子等一百几十年，等那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吧！”

　　黄君道：“兄弟，不是恁般说。就是英国、日本现在的政体，哪里是单指望朝廷当道这一班人才做得来？总是靠民间志士日日运动，处处运动，到机会成熟的时候，自然是得到手的。兄弟，你看现在英国的民权和法国的民权，那一个强的啊！有民权和没有，那里是争在这一个人么？况且现在皇上这样仁慈，这样英明，怎么不能够说一点儿指望都没有呢？”

　　李君听到这里，便叹口气道：“讲到现在皇上的仁慈英明，我虽然是没有咫尺天颜，却也是信得过的。但是哥哥你须要知道，凡专制君主国的实权，哪里是在皇帝么？卢梭《民约论》讲得好，他道那些王公大人们面子上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讲到实际，他那束缚，有时还比寻常人还加几倍哩。现在俄罗斯皇不是个榜样吗？报纸上讲的他几次要避位，让与太子，都是为受不住他那太后和些贵族权臣的气呢。再说到中国，这几千年内，大大小小的君主也差不多一千多个，真正自己有全权的，哪里数得上十个二十个来？现在皇上虽然仁慈英明，争夺权柄不属，就想要救国救民，也是有心无力。他若听见民间有人和出同心，想要帮着他替百姓除害，只怕他还欢喜得连嘴都合不拢哩。哥哥，我且问你，你说志士运动，到底应该怎么运动法呢？你说机会成熟，到底怎么样才算成熟呢？”

　　黄君道：“运动方法如何能够说得定，只是说到平和方法，总不外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这几件大事业；或者游说当道的人，拿至诚去感动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国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爱国的心肠，晓得救国的要害，这机会就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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