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荆公之用人及交友(3)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3)

　　陈绎唐坰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热颜是当时俚语，意为假的。）回”。其传末论云：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用漂亮的言辞掩饰）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依平常次序，破格），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不用武力而在谈判中制敌取胜）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著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王子韶子韶殆钻营奔竞之徒，荆公初引为制置条例司属官，擢监察御史里行，然旋罢黜知上元县，殆荆公自知其误欤？

　　吴居厚居厚虽非荆公所拔用，然录其功以迁擢者也。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均给梅山傜，计劳，得大理丞，补司农属，其后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史称其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又言其就莱芜利国二冶自铸钱，岁得十万缗。元祐时治其罪，绍圣间，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崇宁间为相云。史称其在政地久，无显赫恶，而一时聚敛，推为称首。今以本传所指为罪状者按之，其核闲田以给傜民，极得招抚之道。就冶铸钱，以润泽一国之金融界，国与民两受其赐。若其疏河通漕，则史亦称之矣。是皆不足以云掊克，独其岁收羡息钱数百万，果为损下益上乎？抑为办理得宜，自然至之乎？今日无从臆断，为功为罪盖未可论定也。然以史家恶之之甚，然犹称其无显赫恶，则其人为能知自爱者可知矣。既知自爱，而理财之才复如此，则荆公拔识之于小吏之中，亦非为过矣。

　　张商英唐坰言张商英为安石鹰犬，而近儒颜习斋亦言商英善理财，比诸薛向，不知习斋所据何书。考诸《宋史》本传，则商英以面折章惇，为所敬礼，归而荐诸荆公（此亦章不可及处）。因得召对，擢监察御史，旋出之于外，终熙宁世未尝大用。其果为荆公所甚倚重者与否，不可深考。哲宗亲政，商英上疏严劾元祐大臣，故当时所谓士君子者，恶之特甚。徽宗崇宁初，蔡京相，商英又劾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京衔之，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代京为相，谓京虽言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大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然则商英其亦不辱荆公之知矣。

　　孙觉与荆公友善，公执政，荐为直集贤院，后以争新法去官，史亟称之。然觉与荆公友谊，终始不变，公薨，觉诔（叙述死者生平，表示哀悼）以文，极诵其美。

　　李常荆公荐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以争新法去，史亟称之。

　　陆佃荆公弟子，执政后用以为学官，始终能尊其师，惟以不与政事，故《宋史》不甚诋之，但有微词而已。

　　李定本传云：“定少受学于安石。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荐之，命知谏院，御史陈荐劾定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言实不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寻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劾安石，章六七上。”元丰初，进定为御史中丞，劾苏轼逮赴台狱。哲宗立，谪居滁州。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哥哥的儿子）。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按唐坰言李定为安石爪牙，而当时劾荆公者，多借定为题，嚣嚣论不已，实当时一大公案也，故今详录本传之文而辨之。传言定为孙觉所荐，觉字莘老，以学行闻于时，与荆公虽旧交，然因争新法不合去官，此其人当为当时诸贤所许者也，何至以不孝之人入荐？又据传言定于宗族有恩，得任子亦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夫孝友之道一也。定友爱至此，而安有不孝者乎？考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久矣。孔氏不丧出母，见于《礼记》，况于妾母耶？以此律之，即不为服，亦不为过。况仇既死于郜氏，则定所云实不知为仇所生疑不敢服者，实在情理之中，而定犹不忍竟不为服也，而托侍养以解官以行心丧焉，亦可谓情至义尽者矣，且又安知非定之父，不许其子为弃妾持服耶？”由此言之，定不得为不孝明矣。就令定果不孝，亦何与安石事？而合全台以攻定，且缘定而攻安石，汹汹然疏至六七上，此何理也？是知其所以攻定者，非以定之不孝也，以定言青苗便民耳；又非攻定也，攻安石耳。以人之不肯随我以破坏新法也，乃不惜构游词以诬其名节，是直夺人之言论自由已耳。此等台谏，非用张江陵之法，一一取而廷杖之，不足以警凶顽。然后世史家，则皆以直颂之矣，可胜叹哉！吾非龂龂焉为李定辨，凡以见当时攻新法者，其无赖乃至如此耳！

　　吕嘉问字望之，助荆公行市易法者也。《宋史》本传极其丑诋，而公有祭其母夫人文云：“实生才子，我所叹誉，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公罢政归江宁后，嘉问知江宁府，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其末段云：“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汗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则嘉问为人，必有可观者，《宋史》之言，殊不敢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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