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1)

　　古今人之论荆公，其迳诋之为小人者，不必论矣，即仰之为君子者，亦未尝不以好用小人为公之玷。然则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记述，无一而非小人乎？则又请平心以察之。

　　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fāng mìng　pǐ zú放弃教令，毁其族类。尧最初认为鲧是方命圮族之人），而不能舍鲧。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诪张（zhōu zhāng 欺骗作伪）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劄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毕氏《续通鉴》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提拔、赏识）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rěn 熟识）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愿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画，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淫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则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与荆公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佥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曾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馀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佳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贵以大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著公著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著，故于《公著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嗛（xián 怀恨）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著讳，而留此痕迹经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著，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古代三公、四辅，均为天子之佐，借指宰相类大臣）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zhōu jiā普遍深入），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fān dǐ 藩王之第宅，这里指没有称帝前）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独立的操守）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轻视）之。”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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