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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成绩


  荆公之新政,为成乎?为败乎?其不能具谓之成,无待言也。何也?以其效果往往不如其所豫期也。虽然,具谓之败焉不得也。何也?彼行之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熙宁五年,公尝有《上五事劄子》云: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所谓大利害者也。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户口贵贱)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而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shì 出借)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逮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行,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又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凡百皆然,岂直此三事者?而公独举此三法郑重言之,则以此三法最繁重,而官吏之舞文,亦较易故也。而荆公当诸法草创将次就绪之时,忽焉而上此劄子,毋亦微窥神宗当时,不免有求治太急、用人太滥之弊耶?观其《论馆职劄子》,言陛下即位以来所拔用,多士之有小才而无行义者,则知其虑此也久矣。据公此劄则知和戎、青苗二事,乃公所认为已有成效者。和戎之事,其功与天下以共见,不必论。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不能有利而无弊,其或初年行之颇得其人,故见效多而见病少欤?抑公之聪明犹有所蔽,未及尽察欤?虽然,如当时反对党之诋其有弊而无利,此又殆必无之事。观后此元祐欲废之,而讼其不可废者反甚多,斯可见也。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改革伊始,虽不免一部分人略感苦痛,然所不利者在豪右之家,前此有特权者耳。自余细民,则罔不食其赐也。此可谓纯有利而绝无病者也。保甲法体大思精,为公一生最用力之事业,其警察的作用,可谓有利而无病,其成效亦已章章可睹。其寓兵于农的作用,则以当时募兵未能尽废,常备后备之区别不立,其稍扰民,固意中事。然为起宋之衰,势不得不尔也。独至市易法,其用意虽非不善,然万不可以行于专制政体之国家,万不可以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之经济社会。奉行者虽得其人,犹惧以国家为兼并之戎首;奉行者若非其人,则将为官吏开利孔,而使小民生计,日以憔悴。荆公之失策,殆未有过是者。而当时成效之无可见,亦莫此为甚也。当时沮挠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颠连困苦,无所控诉,其言载于史籍者,未易一二数也。然稽诸往古,凡行厉民之政者,鲜不及身以召乱亡,若秦始、隋炀之徒无论矣。又如王莽,固亦托于《周官》,以变更百度,然其所行者,无一为法先王之意,而亦自始无乐利其民之心,故怨繁兴,不数年而海内云扰矣。后世之论荆公者甚或以比新莽。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固不待辩。而末学肤受之辈,或见不及此,则盍取其结果而比较之。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形容发生叛乱),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杀人抢劫)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huán fú 泛指盗贼)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和乐愉快的样子),若相忘帝力于何有(不仰仗帝王的恩泽,形容百姓生活自足安乐)。读当时诸贤之诗文集,其气象可想见也。荆公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云: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敧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绝句》(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鰕鰌。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秬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工部之《追咏开元全盛》也,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公此数诗,气象仿佛似之矣。非极太平之治,安得有此?斯时新法之行,已十余年,而荆公亦既归休矣。以视温公所述英宗时民间景况,谓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不敢蓄二年之粮,不敢藏十匹之帛者,其相去抑何远耶!夫前后不过二十年耳,而胡以人民生计之纾蹙,其霄壤乃忽若此?岂不以最厉民之差役法,既已豁除,复有青苗钱挹注其间,以助生产之发达,而保甲既行,盗贼衰息,故外户不闭之盛,不期而自至也。准此以谈,新政之效,亦可睹矣。

  苏子瞻有《与滕达道书》云(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元丰间也):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晚衰病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夫子瞻固畴昔诋新法最力者也,其《上神宗书》,则诋新法者所视为圣经贤传,谓悬诸日月而不刊(修改)者也。而其晚年定论则若此,深感叹于圣德日新众化大成。然则熙宁元丰之治,必有度越前古,予人以心悦诚服者矣。新法果何负于天下,而元祐诸贤之扰扰,果何为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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