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五军器监

第五军器监

　　“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军器之重，自昔然矣。宋自仁宗以来，狃（niǔ 因袭）于太平，军器皆朽窳（xiǔ yǔ 粗劣）不可复用。熙宁五年，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曰：

　　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是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用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贵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夫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攘内修，未见其可也。倘欲弛武备示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臬（niè箭靶子）筋胶角羽之材，皆民力也。无故聚工以毁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上然其言。明年，遂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先是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凡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云。

　　（按）元泽为荆公爱子，其学行才能皆有大过人者，惜早卒不得表见。而后人诋之，不遗余力，即《宋史》载此奏，亦以为逢迎上意，欲妄更旧制。夫旧制之敝坏，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观其所言，与今东西诸国之法正暗合。盖国家而欲强兵，非先利其器不可。而欲利戎器，非设专官以董其事不可。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献，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犹不可得，况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军器监之设，虽以今日之中国，尚为当务之急，而执政者且未见及也。而元泽于千年前能言之，其识不亦远耶！以《宋史·兵志》所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其发明新式之军器，不一而足。劝工之效，亦可见矣。而元祐更张，又一举而废之，还责诸诸路坊作，斯真元泽所谓聚工以毁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为宋如此，虽欲不南，安可得也？

　　综观荆公之军政，其大体悉衷于学理，与今世各国之军政略相近。而其欲变募兵以为民兵，更经国之远谟（mó策略）。今之中国犹未能行，而非断行之不足以图强者也。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为兵而已。又欲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夫人人为兵，宜也；人人无时而不为兵，此在古代小国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诸秦以后泱泱之大国，何也？古代部落，以战争为国家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为供给战争之资。及夫世运日进文明，则以经济为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保护经济之具。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虽曰农隙讲武，而有妨于生产者终不少焉。法之未尽善，此其一也。又古代小国寡民，非尽籍为兵，不足以御侮。后世禹域一家，民数自数千万以增至数万万，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国家固无需此多兵，且即尽搜一国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费。法之未尽善，此其二也。故唐府兵之所以变为彍骑（guō qí 用招募方式选用的宿卫京师的兵），虽曰执政之无术，然亦势所必至者矣。然曰荆公人人皆兵之主义，竟不能实行乎？曰：是又不然。今世各国之区别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得其道矣。人人皆有执干戈卫社稷之义务，然其服此义务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此以往，则散而归农，非有大故，则征调不及也。此各国已然之成法，虽有后圣，亮无以易矣。曰：然则以荆公之学识，胡乃见不及此乎？曰：荆公盖已见及之。曰：既见及则何为不行？曰：是当论其世也。彼荆公执政之时，国家固已有募兵百余万，此即比于各国之常备兵者也。以荆公之计划，固欲尽废之而代以民兵也。然中唐以来数百年之积弊，革之不能骤也，故以渐焉。于一方面减募兵，同时于一方面以民兵补其所省之额，于是乎有所谓上番者。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备兵之义务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预备兵后备兵之义务者也。孰谓荆公而见不及此也！使无反对党之阻挠，而荆公更久于其位，则安知现今各国通行之军制，我国不于千年前创之，以为世界模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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