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三均输法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者，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mào qiān 贸易），亦一种惠民之政也。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云（按：此文为荆公自撰，《宋史·食货志》所录多删去其精要语，今据本集全录之）：

　　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差，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产，则无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转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划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粜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宋史·食货志》记均输法施行之始末略云：

　　书既上，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神宗使自择之，向于是辟是刘恍、卫琪、孙冕、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当上供数，中都岁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有司，从之。其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屡疏言其不便，且劾向，帝皆不听，且下诏奖薛向。然均输后迄不能成。

　　均输之法，始于汉桑宏羊（即“桑弘羊”），至唐刘晏而益完密。荆公实师其制，非创作也。古代货币之用未周，民以实物为市，其国家之征租税，亦以实物。故缘道里之远近，而输送之劳佚有所不均。缘年岁之丰歉，而供求之相剂有所不调。下既大受其害，而上亦不蒙其利，诚有如条例司原奏所云者。故桑刘行均输法，不加赋而国用足，史家美之，良非无由。今世交通之利大开，货币之用益溥（pǔ广大）。吾辈读史，见其不惮烦为此，几苦索解，而不知当时治事者之苦心孤诣，敻（xiòng 远）乎其不可及也。（观近世之漕运，则可以知均输之妙用。如能用商运供京师之米而尽折南漕，则国库与人民交受春利者，岁不以千万计乎？均输之意亦犹是也。夫漕米则亦以实物充租税，而古代拙制至今蜕化未尽者也）。而当时议者嚣然攻之，何也？史称其卒不能成，其所以不成之故未言之，岂以攻者多而中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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