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汪康年书|梁启超

致汪康年书

　　（1893年2月16日）

　　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勗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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