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诸君，我们国内因为图书馆事业日渐发达，大家感觉有联络合作之必要，于是商量组织全国的图书馆协会，筹备多时，幸见成立。又适值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博士来游，我们得于协会成立之日顺带着欢迎，尤为本会荣幸。鄙人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前途，及图书馆协会应负的责任，颇有一点感想，今日深喜得这机会和本会同人商榷，并请教于鲍博士。

　　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指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以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鲍博士一一指示我们，我们不胜感谢。我们绝对地承认群众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

　　图书馆有两个要素：一是“读者”，二是“读物”。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那些著作家自然会供给他们，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物很丰富，而且日新月异，能引起读者兴味，美国的群众图书馆所以成效卓著，皆由于此。现时的中国怎么样呢？头一件，就读者方面论，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下而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纵有极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这种诚然是极可悲的现象，我们将来总要努力改变它。但在这种现象没有改变以前，群众图书馆无论办理得如何完善，我敢说总是白设罢了。第二件，就读物方面论，试问馆中储备的是什么书，外国文书吗，请问群众中有几个人会看？中国旧书吗，浩如烟海，未经整理叫一般人何从读起，读来哪能有兴味？然则只有靠近人著作和外国书的译本了，我问有几部书能适应群众要求，令群众看着有趣且有益，若讲一般群众最欢迎的读物，恐怕仍是《施公案》《天雨花》一类的旧书，和《礼拜六》一类的定期出版物。这些读物，难道我们还有提倡的必要吗？所以现在若要办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叫我推荐读物，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

　　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它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

　　然则中国今日图书馆事业该向哪条路发展呢？我毫不迟疑地提出答案道：

　　（一）就读者方面，只是供给少数对于学术有研究兴味的人的利用，纵使有人骂他是“贵族式”，但在过渡时代，不能不以此自甘。

　　（二）就读物方面，当然是搜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

　　以上所说现在中国图书馆进行方针若还不错，那么，我们中国图书馆协会应负何种责任呢？我以为有两种：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

　　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地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

　　诸君都知道，我们图书馆协会的专门组内中有“分类”“编目”两组，若在外国图书馆，这些问题早已决定，只消把杜威的十进表格照填便了，何必更分组去研究。中国书却不是这样简单得容易办了。试观外国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书都很不少，但欲使阅览人对于所藏书充分应用能和读外国书一样利便，只怕还早得很哩。外国图书馆学者并非见不及此，也未尝不想努力设法求应用效率之加增，然而经许多年，到底不能得满意的结果。此无他，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识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

　　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很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就分类论，呆分经史子集四部，穷屈不适用，早已为人所公认，若勉强比附杜威的分类，其穷屈只怕比四部更甚。所以我们不能不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但这事说来似易，越做下去越感困难。头一件，分类要为“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第二件，要能把古今书籍的性质无遗。依我看，这里头就包含许多冲突的问题，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试验，不能决定。

　　就编目论，表面上看，像是分类问题决定之后，编目是迎刃而解。其他如书名人名的便检目录，只要采用外国通行方法，更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分类虽定，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随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工夫将逐部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这两个原则，在章氏以前，惟山阴祁家《淡生堂编目》曾经用过，此后竟没人再试。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利便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

　　我们图书馆协会所以特设这“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就是认定这两种事业很重大而很困难，要合群策群力共肩此责任。

　　此外，我还有一个重大提案，曰“编纂新式类书”。编类书事业，我们中国发达最早。当梁武帝时（五○二至五四九）已经编成多种，其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图书集成》等，屡代皆有，大率靠政府力量编成。这些书或存或佚，其存者，供后人研究的利便实不少。但编纂方法，用今日眼光看来，当然缺点甚多，有改造的必要。这件事，若以历史的先例而论，自应由政府担任。但在今日的政治现状之下，断然谈不到此，而且官局编书总有种种毛病，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我以为应由社会上学术团体努力从事，而最适宜者莫如图书馆协会，因为图书馆最大任务，在使阅览人对于任何问题着手研究，立刻可以在图书馆中得着资料，而且馆中所有设备可以当他的顾问。我们中国图书馆想达到这种目的吗？以“浩如烟海”的古籍，真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所以除需要精良的分类和编目之外，还须有这样一部博大而适用的类书，才能令图书馆的应用效率增高。

　　以上几件事，若切实做去，很够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出大汗绞脑髓了。成功之后，却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

　　我所说本协会头一件责任“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意见大略如此。其详细条理，容更陆续提出求教于同人。

　　至于第二件“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这种需要，显而易见，无待多说明。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不能专靠一个光杆的图书馆学校，最好是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但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学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它做发源地。

　　由此说来，中国图书馆协会所以有成立的必要，也可以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实在感觉自己对于本国文化世界文化都负有很重大责任。然而这种责任，绝非一个人或一个图书馆可以担负得下，因此不能不实行联络。在合作互助的精神之下，各尽其能力以从事于所应做的工作。协会的具体事业，依我个人所希望，最重要者如下：

　　第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大家抖擞精神干去。各图书馆或个人，先在一定期间内，各提出具体方案，交换讨论，到意见渐趋一致的时候，由大会公决，即作为本协会意见。凡参加本协会之图书馆，即遵照决议，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

　　第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它作研究中心。所以主张“一个”者，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够。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支发展。

　　第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

　　第四，这个模范图书馆当然是完全公开的，如鲍博士所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种种办法都在里头斟酌试验。

　　第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

　　以上五项，都不是一个图书馆或一个私人所能办到的，不能不望诸图书馆协会。协会所以成立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就在此。

　　我所积极希望的事项如此，还有消极反对的两事：

　　第一，我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群众图书馆，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而且将来还希向这条路进行，但在今日现状之下，我以为徒花冤枉钱，绝无实益。

　　第二，若将来全国图书馆事业等有确实基金之后，我反对现存的图书馆要求补助。头一个理由，因为基金总不是容易筹得的，便筹得也不会很多，集中起来还可以办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业，分开了效率便等于零。第二个理由，因为补助易起争论，结果会各馆横生意见，把协会的精神涣散了，目的丧失了。

　　今日所讲，虽是我个人私见，我想在座诸君也多半同感。我信得过我们协会成立之后，一定能替全世界的图书馆学界增一道新光明。我很高兴地追随诸君之后努力做一部分的工作。

　　（十四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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