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5)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5)

　　孙觉

　　（公元1028—1090年）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

　　（公元1027—1090年）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

　　（公元1042—1102年）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不满意而已。

　　李定

　　《宋史》本传说，李定年轻的时候在王安石那里求学。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城，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反应如何？”李定说：“老百姓觉得很方便，没有不愿意的。”李常说：“整个朝廷正在为这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你不要说这番话。”李定说：“我只知道要实话实说，不知道京城这里不是这样。”王安石举荐他，让他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听说庶母仇氏去世没有报丧，也不穿丧服。皇帝下诏让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此事，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伺候养老，没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于是，以伺候父亲养老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职，不久又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该让不孝之人占据劝讲的讲台，并且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丰（公元1078—1085年）初年，提拔李定为御史中丞，弹劾苏轼，并把他抓进了牢狱。哲宗即位，遭到贬谪，住在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救济他们的困难，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一个做官的。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罗织他的罪名，因此，舆论对他的评价都很差，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曾说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欢拿李定说事，乱哄哄的，真是当时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详细记录本传的文字进行辩驳。根据本传所说，李定是孙觉推荐的，孙觉，字莘老，以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与王安石虽然是老朋友，但由于对新法意见不同被罢官。这是这个人在当时被许多贤人称许的原因，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根据本传的记载，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孩子。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是一样的，李定友爱兄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对父母不孝顺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最初在民间，生了个孩子，后来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的仇氏已经嫁过三次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恩断义绝很久了。孔子不为生母服丧，这在《礼记》中是有记载的，何况他的母亲是妾呢？用这样的道理来衡量，即使不服丧，也不能说是错。何况仇氏既然是在郜氏家里死的，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还是不忍心不为母亲服丧，所以才假托侍养父亲，要求解除官职，这是在实行心丧啊，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而且，又怎么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许儿子为这个过去的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是不孝很清楚了。就算是李定不孝，与王安石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整个御史台都以此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进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连续上疏六七道，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明显了，那些攻击李定的人，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说了青苗法给百姓带来了方便。他们也不是攻击李定，而是攻击王安石。因为别人不肯随我一起破坏新法，就不惜编造故事来侮辱他的名节，这是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啊。这样的谏官，不用张居正的办法，一一拉来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让这些凶蛮的人得到教训，然而后世那些史家，都赞美他们的耿直，真让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辩白，只是看到当时攻击新法的那些人，他们的无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吕嘉问

　　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汙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泣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

　　（公元1019—1077年）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地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记载就有这么多的矛盾，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字原父）、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辨都不用辨了。

　　崔公度

　　（公元？—1097年）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公元1064—1067年），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

　　王令

　　（公元1032—1059年）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畏友，刘敞所说的隐士得道的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王安石文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去世的时候，为他写了墓志铭，把他称为“天民”。《宋史》没有他的传，《王直方诗话》说：“王逢原被王安石赏识，王安石执政以后，一些要来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门口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嘴奉承话，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他的大门上写了一首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说，应该有知道羞耻的人，但是，来请求拜见的还是这么多。”考王安石所作墓志铭，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这样的诗从何而来？可知宋朝人对待王安石，只要能够诬蔑他的，都要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幸好《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传，那么，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阁，崔公度在厕所中擦拭衣带的事情一样，又要弄得满纸都是了。

　　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虽然曾经一度在朝廷做官，都没有担任繁重的职务，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没有半点关系。王逢原则在新法施行前，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后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还是竭尽全力地诬蔑他们，由于这样的缘故，使得我对史书中所记载的吕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处，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爱这个人连带地也爱他房子上的乌鸦，实在是过去这些挥笔写作的人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到他的仆人，不能让我完全相信他们。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这些，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不止这些，但就是以这四十个人来说，他们中的贤才占了多一半，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不肖，他们的罪状大概也还没有定论呢。凭着王安石的宽宏大量，是不肯用“不肖”来看待一个人的，有时也会被人出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谄媚逢迎的人，难道王安石肯这样做吗？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经被王安石任用过，或者你是王安石的亲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随声附和来诋毁新法，虽然你是个君子，也一定要诬蔑你是小人，这样一来，他们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据了。只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是远亲，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机敏多才举荐过他，但他的取悦于人，投机钻营，谋求仕进的本领，在王安石这里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虽然说不能知人，但比司马光还是高出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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