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罢官之后的王安石(2)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2)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所推荐的人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越来越阻挡不住了，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

　　他的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承蒙您能亲临我家，传达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独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无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不顾众人的批评指责，把宰相的工作托付给我，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牺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行为既不能取悦于众人，而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又对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而阴险邪恶之人又常在往来亲密的朋友之中。而且，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时间又这么久，难免有到达极限的担忧。我的意气也已衰退，精力更显疲惫，也担心影响工作。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请求辞官回家，而且最终没有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大概从未有过。由于这个原因，我宁肯接受故意逃避责任的指责，想在过失没有积累太多的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回归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后世之人，对于皇上选拔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讥讽议论的地方。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从大处说，为了朝廷的事业，从小处说，顾及我们的友谊，您应该多少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替我向皇上陈述一下我的意愿，既然皇上没有准许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一番话上。我心中对您的感激之情，是书信难以传达的，只有请您对我多加同情和体察。

　　王安石这个时候大概病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再次担任宰相之后，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辞职多达四五次。皇帝很久没有召见他，于是又请求同僚给予帮助。他说得很诚恳，主要是担心自己在职位上耽误了工作，以至于拖累了国家，怕给皇帝带来不能知人善任的负面影响。到了这个时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于是，给了他一个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位，增加食邑一千户，实际享用的封户四百户，并且赐给他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称号。大概让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这是宋代以礼优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请求辞去这些封号和赏赐，都没有得到允许。又过了一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拜他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他在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一直不间断，直到神宗去世，实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排挤，皇上非常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了他的儿子王雱死的时候，他特别的悲伤，坚决要求辞去他的职务，皇上更加讨厌他，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到江宁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没有再召见他。”国家的史官说：“嘿，《宋史》竟敢这样诬蔑王安石，甚至诬蔑宋神宗，也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谢职务的本意，在前面抄录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达，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自足，担心工作受到影响，恐怕连累了皇上，给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话柄，他在处理一个大臣的进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王安石已经离去，皇上还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为荆公、为舒国公、为左仆射、为特进，没有一年不派人慰问，并赏赐汤药，他的谢表收录在文集中的就有数十篇。神宗对于这个辞职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况且，当他第二次辞职的时候，从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几次表章，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不许他再上表章，陈说此事，不得已他才拜托同僚为他求情。试想王安石去志已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想要再起用他，这怎么可能呢？曾公亮曾经说过：“皇上与王安石就像一个人。”神宗自己也说过：“自古以来的君臣，像我与王安石这样相互了解的极少。”正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得很深，所以才能不仅了解他的才干，了解他的德行，而且了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官职的时候曾说，以后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所以，一听到神宗召唤他，马上应召前往，履行他的诺言。等到第二次辞去职务以后，能够报答君主的事已经做完了，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只有用恩赐和慰问来酬谢他的功劳，不再强迫他担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十年没有召见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一会儿说皇上讨厌他，一会儿说皇上更讨厌他了，一会儿又说皇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而皇帝讨厌他，直接罢免了他，把他赶走，不就完了吗？难道王安石拥兵自重，皇帝担心投鼠忌器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说皇上以礼优待大臣，给他留有面子，那么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答应他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每次辞职都要再三恳求，仍然得不到允许，甚至不许他再提辞职的请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讨厌他，那么，王安石已经走了，新法应该很快得到纠正啊，对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并保全他孝顺的名声，自己也可以稍微宽解一下厌恶他的心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78—1085年）年间实行，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呢？吕惠卿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他一离开就罢而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废除一项。由此可见，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如同一人”，并没有错。我曾私下里谈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真的是很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一起做过小吏，后来萧何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功臣里位居第一。其后也有许多封赏，买了田地房屋，但君对臣子不信任，臣子对君也有所怀疑，结果最终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说到魏征，甚至有“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的说法。魏征死后，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又答应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但没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撕毁了婚约。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概是君与臣心里都只有国家，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而他们在谋划事情时的见识，做事时的勇气，都足以相辅相成，所以才能沆瀣一气，始终亲密无间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们诋毁王安石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但他们毕竟不敢直接诋毁宋神宗，而实际上，诋毁王安石就等于诋毁宋神宗啊，于是不得不造谣说，皇上厌恶王安石，皇上更厌恶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人们都是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后仍然想着完成王安石开创的事业，人们也都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于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苏洵所说，是王衍、卢杞二人的合二为一，那么，神宗一定也如杨用修所说，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的人物，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融为一体，有功则都有功，有罪则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说成是共工或鲧，又不得不把神宗说成是尧舜，进退失去依据，才制造出这样相互矛盾的言论，不是太可悲了吗？而且还把它写进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瞒了一千年。可见，肮脏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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