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执政前的王安石（下）(8)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8)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了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来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阔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的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应诏条陈十事疏》，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于贾谊，宋仁宗对于王安石，大约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一篇《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一说嘉祐六年，1061年），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得到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约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戒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虽然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却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然而，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晕眩，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戒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约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就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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