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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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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才能很高的，就让他担任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就让他担任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他们既然不敢冒险侥幸，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让他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舜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远离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所以失败，正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 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大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那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了，可是，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有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要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 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了，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的才能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被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进行挑选的人，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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