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的时代（下）(1)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是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看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又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讳言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像宋朝的所谓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之所以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造成的。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其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中。那些年老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其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立宪国家有国会不大相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在那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其次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晋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一些这样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宋朝这一代历史，说它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可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86—1098年）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觉得自己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做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公元1063年），没有留下后代，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之举。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的。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还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当时所谓士大夫中，其风气就是这样的。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其中都说：“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来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建议，不可行的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施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施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我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仍然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施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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