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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动与先驱(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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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年（1644）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年（1585），卒崇祯十三年（1640），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年（1633）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庸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竑，江宁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扆，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宏，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年（1623）卒；三蒲益名智旭，顺治九年（1655）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蒲益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唯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蒲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著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著述价值如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著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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