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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论(2)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复,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搨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桥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椰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覈,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日: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人。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侠快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日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教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革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成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娜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典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那善恶之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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