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5)

中国积弱溯源论(5)

　　§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

　　以上三节所言，皆总因也，远因也，虽然，尚有分因焉，近因焉。总因远因者，譬之刑法，则犹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则犹私罪也。总因、远因之种根虽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尝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听其自生自灭，不有以增其种焉，培其根焉，则其害犹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旧病未去新病复来，日积月深，纳污藏垢，驯至良医束手，岌岌待亡。吾尝纵览本朝入主中夏以来二百余年之往事，若者为失机，若者为养痈，若者为种祸，若者为激变，每一循省，未尝不椎心顿足，仰天而长恸也。略而论之，有四时代焉。

　　其一为顺治、康熙时代。满洲之崛起而奄有华夏也，其时天潢之英，从龙之彦，彬彬济济，颇不乏才。以方新之气，用天府之国，实千载一时之机也。然当发端伊始，有聚六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一事，则严满汉之界是也。摄政睿亲王，旷代之英才也，入关甫一月，即下教国中，使满汉互通婚姻，此实长治久安之计也。使当时诸臣，其识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虽子孙亿万年可也。乃便佞无耻如洪承畴，骄恣昏暴如鳌拜之流，渐握大权，睿王一薨，收孥削爵，尽反其所为，以快其忮嫉之私。基础败坏，实起于是。揆当时之情形，岂不以满洲仅数十万人，而驭汉人数万万人，惧力薄而不能压服之也。乃禁满人不得为士、不得为农、不得为工、不得为商，而一驱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于汉种，自不得不殊而别之，殆亦有万无得已者存耶？不知汉人沐栉而耕之，满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郁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满人资生日绌，智慧不开，亦安睹所谓利者耶？故中叶以后，而八旗生计之案，已为一大棘手之问题矣。

　　不宁惟是，界限之见日深一日，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终必有承大敝而受大创之时。逮于近年，遂有如刚毅辈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之十二字诀以乱天下者，追原祸始，不能不痛恨于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且吾辈所最切齿痛恨者民贼耳，使其为贼民之君也，岂能因其为汉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汉人耶？吾嫉之犹蛇蝎也。使其为爱民之君也，岂必因其为满人而外视之，若今上皇帝，非满人耶？吾戴之犹父母也。故有特识而真爱国者，惟以民权之能伸与否为重，而不以君位之属于谁氏为重。彼欧洲列国，常有君统乏嗣，而迎立异国之公族以为君者矣，然则中国积弱之源，非必由于满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无疑于此者何也？则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此则顺治诸臣不能辞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内宁息，圣祖仁皇帝以英迈绝特之资，兼开创守成之业，与俄前皇大彼得同时并生，其雄才大略，亦绝相似。彼时固尝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怀仁辈入直南书房，颇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习，百废具举，灿然可观。顾何以俄国自彼得以后，日盛月强，驯至今日为世界第一雄邦？中国自康熙以后，日腐月败，驯至今日，为世界第一病国。则以当时困于满汉界限之见，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是则大可惜者也。

　　其二为乾隆时代。当乾隆改元，满洲入中国殆百年矣。民气既静，外侮未来，以高宗纯皇帝之才，当此千载一时之遇，我国民最有望者，莫彼时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是则有天运焉，有人事焉，识者不特为中国惜，且为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纵群臣、愚柔士民为生平第一得意事业。六十年中，兴文字狱以十数，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狱，毛举细故，株连满廷。盖立于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终未曾一入刑部狱者，不过一人而已，使举国臣民栗栗慑伏于其肘下而后快于心。不宁惟是，又开《四库》馆以奖励伪学，手批《通鉴》以诋諆名节，驱天下人使入于无用，习于无耻。不宁惟是，又四征八讨，南扫北伐，耗全国之财，涂万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盖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骚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记》，以为天下古今未有之尊荣，诚哉其尊荣矣，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君权之盛，至乾隆而极，国权之替，亦自乾隆而开也。窃尝论之：东方之有乾隆，犹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国全盛之业，在位七十余年，骄侈满盈达于极点，遂有“朕即国家”也一语，为今日全世界人所唾骂，及其崩殂，而法国无宁岁矣。1789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绝后之惨剧，尔后君、民两党转战接斗，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数十年。法国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断其项也。而其子孙以万乘之尊，卒送残魂于断头台上，路易一姓之鬼，亦从兹其馁，而法国民主之局，亦从兹而大定矣。然则其所以为志得意满者，岂不即为一败涂地之先声耶？其所以挫抑民气压制民权者，岂不即为民气民权之引线耶？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惨酷殆不让于法国之1789年矣。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1830年、1848年之革命者，顾吾尤惧夫我中国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国，而渺不可睹也。独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于乾隆时代有余痛焉耳。

　　其三为咸丰、同治时代。洪、杨之难既作，痡毒全国，以十余年之力，仅克削平，而文宗显皇帝，复为英法联军所迫，北狩热河，鼎湖一去，龙髯不返，此实创巨痛深而无以复加者也。曾、胡、左、李诸贤，咸以一介儒将，转战中原，沐雨栉风，百折不挠。吾每按其行迹，接其言论，有加敬焉，断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谤前辈也。虽然，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除胡文忠中道殂陨不预后事之外，吾于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并时诸贤，有不能为讳者，以其仅能为中国定乱，不能为中国图治也。夫豪杰之任国事也，非徒使之不乱而已，而必求国家之光荣焉，求国民之进步焉；苟不尔尔，则如今日欧洲文明政体之国，永绝乱萌者，其将永无豪杰之出现乎。彼俾士麦、格兰斯顿何人也？乃我中国数千年来，惟扰乱之时有豪杰，而治平之时则无豪杰，是一奇也。呜呼！吾知其故矣，中国之所谓豪杰者，其任国事也，不过为朝廷之一姓，而非为国民之全体也。故或为一姓创立基业焉，或为一姓拥护私产焉，或为一姓光复旧物焉。数千年豪杰，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徒，亦犹是也。故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谓有莫大之勋，而其在我中国国民，则未尝有丝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谓之事君人，可谓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则瞠乎未有闻也。吾所云云，非谓欲劝诸公离朝廷而别有所建树也。当是时，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终日，盈廷昏庸衰谬之臣，既已心灰胆落，失所凭藉，惟依阃外诸将帅以为重。此实除旧布新一大机会也。使曾、左、李诸人，有一毫为国民之心，乘此时，用此权，以整顿中央政府之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之规模，决非难也。果尔，则维新之业，与日本同时并起，迄今三十余年，雄长地球矣。而诸公何以无闻也，或为之解曰：当三十余年前，与欧洲交通未盛，诸公不知西法，不解维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谓维新者，非必西法之谓也。西法者，不过维新之形质耳，若维新之精神，则无中无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维新，岂战船之谓乎？岂洋操之谓乎？岂铁路之谓乎？岂开矿之谓乎？并无战船、洋操、铁路、开矿等事，而不得不谓之维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国近日，曷尝无战船、洋操、铁路、开矿等事，而仍不得谓之维新者，无其精神也。当同治初元，虽不能为形质之维新，岂不能为精神之维新？但使有精神之维新，而形质之维新，自应弦赴节而至矣。当时曾、左、李诸贤，岂不知官场之积弊，岂不知士风之颓坏，岂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识，运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数贤协力，以改弦而更张之。吾度其事体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讨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废藩置县也。而日本诸公，能毅然成之，我国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尝略揣诸贤之用心，曾则稍带暮气，守知足知止之戒，惮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则稍带骄气，其好战之雄心，已发而不可制，思贾其余勇，立功名于绝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则谦不如曾，骄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摭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义以责备之，则诸贤者皆有负于国民者也。曾之谦也，中老、杨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许国，则但当计国民之利害，不当计一身之利害，营私罔利，固不可也；爱惜身名，仍不可也。不见格兰斯顿乎，为爱尔兰自治之案，至于党员亲友，尽变敌国，而气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愧之也。左之骄也，意气用事也。彼其以如许血汗，如许心力，而开拓西域十余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顿内政也。李之误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过欲为朝廷保其私产，而非为国民扩其公益也。自余并时诸勋臣，除滥冒、骄蹇、粗悍者不计外，所称高流者，其性质亦不出于此三途矣。以当时大乱初定，天下颙颙望治，千载一时之机会，及诸贤分绾兵符，勋业赫赫，可以有为之凭藉，失此不为，时会一去，驷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败，听其凌夷，此实千古之遗恨也。虽然，吾以此责望于曾、左、李诸人，吾固知其不伦矣。何则？彼诸人之思想见识，本丝毫无以异于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杀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宠荣于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语以国民之公义，豪杰之责任，彼乌从而知之。闻李鸿章之使西欧也，至德见前相俾士麦，叩李以生平功业，李历述其平发平捻之事，意气颇自得。俾氏曰：“公之功业，诚巍巍矣，然吾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家，欧人所不称也。”李闻之有惭色云。嗟乎！吾惜李公闻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诸贤之终身未闻此言也。虽然，区区数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国之大，而所谓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仅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乱之后，不惟不能起中国积弱之病，乃反窒中国图强之机。盖自兹以往，而彼势利顽固者流，以为天命永存，富贵长保，益增其骄侈满盈之气，更长其深闭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无所要索，仅订盟通商而去，彼等于是觉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复苏、常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于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为武功巍巍莫与京矣。自俄罗斯定约，还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别有阴谋，而以为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谅山一役，以主待客，小获胜仗，于是彼等铺张扬厉之，以为中国兵力，足挫欧洲强国而有余矣。坐是虚骄之气，日盛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辽东豕，如夜郎之不知汉大，如匈奴之自谓天骄。遂复歌舞湖山，粉饰藻火，仍出其数千年祖传秘诀，驯民、民、役民、监民之手段，汲汲然讲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岂复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来往于其胸中者耶？于是而近十年来之局成矣，于是而近十年来之难作矣。

　　其四则最近时代。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借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其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西太后那拉氏者梗乎其间。那拉氏垂帘三次，前后凡三十余年，中国之一线生机，芟夷斩伐而靡有孑遗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虽由其识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以肃顺为先朝顾命大臣，湘淮诸将，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须有之狱，一旦骈其党而戮之；以恭亲王之亲贤，身当大难，仅安社稷，而那拉挟私愤而屏逐之。况于诸臣之起自疏逖而威权震主者耶？故曾国荃初复江南，旋即罢职闲居，曾国藩之胆，于是寒矣。左宗棠班师入觐，解其兵权，召入枢垣，虚隆其礼，阴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余百端，所以驾驭诸臣者，无不类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气而无能为役也。今夫专制之国之钤辖其民，以自保私产，古今恒情，吾姑无责焉。虽然，保之则亦有道矣。如彼俄罗斯者，现世最专制之国也，而其任百官也，则必尽其才，尊其权，政府之方针有定向，施政之条理有定程，盖虽不知有民，而犹知有国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务国事，此其所以强也。若那拉后者，非惟视中国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视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将全国之大权，畀诸数阉宦之手，竭全国之财力，以穷极池台鸟兽之乐，遂使吾中国，有所谓安仔政府，有所谓皮笑李政府者。盖二百余年来京师之腐败秽丑，未有甚于那拉时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权耶？其仇国权耶？仇民权则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国权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呜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论，那拉氏实书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来无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间，则我中国今日，其勃兴如日本可也，其富乐如英美可也，其威张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膴膴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长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剑起舞，而涕泪弥襟矣。

　　§结论

　　以上所论列，中国病源，略尽于是矣。吾之所以下笔二万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骂坐，以快其口舌意气也；亦非有所抑郁不得志而诋諆当道，以浇其胸中块垒也。谚曰：解铃还须系铃人。又曰：心病还得心药医。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属于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国也者，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今既无救之之权，则不能不望于有权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则不能不望于众人之与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书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论于全书之意亦在是。抑闻《大易》之义：《剥》极则《复》，《否》极则《泰》。吾中国今日之弱，岂犹未极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声，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与后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祸与福之不相倚耶？

　　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阍其难闻；人之无良，览横流其未极。哀莫大于心死，逝者如斯；祸已迫于眉然，泣将何及。莽莽千载，念来日之大难；茫茫九州，见夕阳之无限。岂一治一乱，昆明无不劫之灰；抑人谋鬼谋，精卫有未填之海。卷欧风与亚雨，惊咄咄其逼人；营菟裘与冰山，羌梦梦而视我。嗟夫，嗟夫！千年辽鹤，望人民城郭以怆神；何处铜驼，向棘地荆天而长涕。不辞瘏口，聊贡罪言；父兮母兮，胡宁忍予；墨耶泪耶，长歌当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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