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商业会议所之益

论商业会议所之益

　　清光绪二十五年

　　商业会议所之设，起于英国。自西历1773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设立，未及三十年遂遍全国，其后欧洲诸国继之，不及百年遍于全洲。日本自维新以来，仿效西法，扩充商务，首采此制，著为律令，创自东京，而大阪、横滨等相继应之，至今全国共有五十余所，于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敕书颁行《商业会议所章程》二十三则，劝导国民，使兴斯举。然则会议所一事，东西各国皆重视之如此，此其故何欤？凡人生欲自保其权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权利与幸福，非可侥幸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资本有限，交通甚微，则虽孤立独行，未尝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镇，商业稍广，则必有同行之会馆，有街坊之公所，相为约束，共图公利。盖将有所争竞于外，必先有所联结于内，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争竞之界愈广，则其团结之力必当愈大，然后可以应之。结力既大，而商之学识增焉，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广焉，商之成立固焉，百余年来，欧洲诸邦竞其工商业以垄断全地球之权利，皆赖此也。我中国工商业之位置冠绝全球，我商民之善于经营亦为西人所推服。虽然，阅历有余，学识不足，计画甚巧，而团结稍输。因此之故，遂不能与欧洲各国相竞于世界之大市场，而日朘月削，他日之变迁，恐更有不可问者矣。语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己之所长，又知己之所短，用其长而补其短，天下之道术尽于是矣。今拟采东西各国之法，开设商业会议所，先从日本横滨、神户办起，以为各埠之先声。谨先将会议所必当设立之理由，撮其大端，以告我同胞焉。

　　一曰日本商学、商法之书，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采自泰西，集诸邦之长，定一成之律，诚保商之甲胄，抑亦经商之圭臬也。自今年西八月新条约实施以后，一切外国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入国问禁，理所当然。苟不谙其法制（连商法、民法皆在内），动多触犯，以小故而生亏累，殊属不值。故欧洲人居此地者，当数年以前即各设研究会，预备杂居以后各事，将日本商法、民法译成西文加以解说，合众人以讲求之。我商民既居是邦，而于此等事未尝留意，他日遇事，动生窒碍，既已自失权利，亦复为人所轻，岂可不虑耶？岂可不虑耶？抑又有进于此者，日本商法为保护奖励本国之商民而设也，其利益于商民之处滋多。条约实施以后，外国与本国人一律看待，则其商法中之利益，日本人所能享者，外国人亦多能享之，我若不知之，则坐失应享之利益者多多矣，然则商法之必当研究如此其急也。若夫商学、商术等书，日本所著译者不下数百种，学理方法粲然具备，其所论述多有我中国人所未曾问津者。若从而讨论之，研究之，增广见闻，教诲子弟，以为扩充商务，与欧人竞争自立之地，皆今日之急务也。非商业会议所，孰能与于斯？

　　二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约束也。我中国人所至各地，如美洲、澳洲，动见驱逐，固由国势之不振与彼族之骄横，虽然，我民亦不能辞其咎也。彼之驱逐我也，每曰支那人风气最坏，或赌博、吸鸦片、械斗乃至拐带偷窃，时有所闻，非驱逐之，其恶风将连累我国云云。此虽彼族强饰之词，然使我民果人人自爱，不授彼以口实，则据理以争，犹复易易，而无如我民不能人人如是也。今者内地杂居一事，亦据此以为词，致生阻力，然则我同胞欲自立于海外，不可不扫除积弊，而使人有隙可乘，故相为约束，设法劝惩，大之顾一国之声名，小之保一埠之权利。非商业会议所，孰能与于斯？

　　三曰和衷共济，扩充商业，谋公共之利益也。合群之为要务，与商业之当扩充，人人能言之矣。夫商业之大势，不进则退，万无中立之理。今者日本内地杂居以后，情形与前大殊，西人捷足先登，争踞要路，日人亦冒险勇进，欲向我华商收回利权，我辈若稍不自持，被他人蹴踏过来，真有一落千丈之惧。他人合一国之力以与我争，我辈非合众力，固不足以敌之。内之则各泯意见，勿争小利，外之则考查全国商务大势，因此察彼，推往知来，必合众人之才力聪明，定议事之章程，定办事之权限，则意见自消，成事自易，乃可以有裨全局。全局进则人人受其益，全局坏则人人受其害，故和衷共商，勿授人以罅漏之可乘，合力前进，使各事借众擎而易举。非商业会议所，孰能与于斯？

　　四曰与日本通人志士联络，以保东方大局也。日本人知东方之危，故与中国提携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论，而于商务尤拳拳留意焉。我辈若与彼等开心见诚，来往浃洽，一则可以访问事情，增广识见；二则可以益相亲密，悉泯猜嫌；三则可以有事交涉，互相应援；四则可以水乳交融，共兴实业。其为利益，种种难尽，然昔者苦无会集之地，故欲交通而不能，若设会议所，既聘日本通人为顾问员，以资商榷，复可与京外巨公、名士、豪商时时合集，情意日亲，于东亚大局所补不少。非商业会议所，其孰能与于斯？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虽然，优之与劣，果何自分乎？智而强者常趋而进于优，愚而弱者常退而即于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强为第一义。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强而彼弱？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则必智，反是则愚；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反是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兵战有之，商战亦然。在昔交通未广，竞争之区域尚狭，其不能合群者，与能合小群者争，则小群必胜矣。厥后交通愈繁，其仅合小群者，与能合大群者争，则小群恒败矣。譬之一族于此，甲房与乙房相争，甲房之人心一，乙房之人心不一，则甲胜而乙败，有固然矣。苟一旦而移与他族相争，而两房之人犹复互相嫉妒，各顾私利，其势必至为他族所剪灭，而甲乙同归于尽。故当是时也，必和其小群，乃能成大群；必弃其小争，乃能敌大争，惟商亦然。昔之商务，其交通仅在一国之内，故各帮、各埠、各行自谋其利害，而恒可以自立。而今也不然，东西各国皆合其一国之力以与我相竞，我亦必合一国之力然后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苟不察时变，犹守其前此小群、小争之故技，务各营其私利，卒之其所谓利者，不过同国之人自相戕贼，此伐彼之毛，彼啮此之血，所得者至微至细，而一发牵则全身动，一叶落则天下秋，乘隙而摧陷之，大局既坏，无一能自立者，于是向者所得至细至微之私利，亦消归于无何有矣。呜呼！前车覆，后车戒；履薄霜，知坚冰。吾每取中国十年以来之商务，比较前后而观之，未尝不惊心动魄，而不知后此之伊于胡底也。考东西各国，其每埠必有一商业会议所，合同人之聪明才力，以讲求抵制外人保护公益之法，本国有可争之利，则合同人之力以扩充之，外人有相侵之事，则合同人之力以抗拒之。虽一家蒙其小害不顾也，虽一家可营私利不为也，一经众议，万户一心，不与同胞兄弟竞锱铢，而于地球市场决胜负，惟有高掌远跖之气识，故有席卷囊括之效能。此其商之所以强，而其国之所以兴也。今我商民处于群雄之间，势无中立之理，不进则退，不立则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联，亟思自保，他日噬脐，其能及乎？是用会集同人，效彼良法，创设商业会议所，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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