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纪年公理

纪年公理

　　清光绪二十五年

　　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谓之去年，谓之前年，谓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则词穷矣。言者既凌乱而难为之名，听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则已阅数十寒暑，其此年与彼年交涉比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脑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之事而记诵之讨论之。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愿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纪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此其义何？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

　　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义，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盖有精义存焉。问者曰：孔子以前纪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当时诸国各自纪年也，西汉诸侯王亦各自改元，观《泮池刻石》云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知其仍沿旧制也。东汉以后，孔制渐昌矣。欧洲希腊诸国各自改元，千余年前犹沿此制，后乃定于一，以耶稣降生为纪，与孔子精意暗合。盖由繁而简，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一地之中，而并时有数种纪年，固为不便。百年之内，而纪年之号屡易，则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横繁，一者竖繁也。是以去繁就简者，必务合横竖而一之。故最初为无立号纪元之世，汉以前是也。次为纪元极繁之世，如西汉一帝，改元动以十数，如此则几与无纪元等矣。又次为纪元稍简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进则为一纪元之世矣。纪元不一，则于论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国人欲治史学，必耗其脑气筋无量之力以记历朝之年号，否则不能读史。如启超者于年号不熟，则挂碍极多矣，是其证也。□□□曰：“王莽以‘始建国’为纪年，与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气象。”（□□能持论为王莽伸冤，其证据极多）是亦不可以人废者也。问者曰：然则今日欲取中国数千年之纪元而一之，以求为众人之脑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于《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为万世之纪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强学会，即用史公之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会中一二俗士闻之，则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呜呼！吾之所谓公理，所谓记号，繁简之例，苟持以语此辈，犹隔数十重云雾，其曷从语之？要之，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一者何？必一于教主也。彼俗士闻孔子纪年而骇怒者，然则其将一于耶稣乎？井蛙夏虫，亦无足责焉耳。

　　□□□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于《春秋》，莫如以《春秋》纪便。斯二义也，皆无大同异者也。然孔子卒后，则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征也。□□□曰：《尚书》独载尧以来，以尧舜纪其可也。此说也，吾甚取之。孔子托古，以尧舜为极则，纪尧舜无异纪孔子，一善也。尧舜为公天下之祖，纪以为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尚多，如西国例，称耶稣前几年，则不大顺，不如自尧舜以来纪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则以尧舜纪其亦可也。后有作者，必于数者焉择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万国既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犹各自为纪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归于一者也。各尊其国，各尊其教，然则当一于谁氏乎，则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万国立一大会会议纪年之事，其会议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则莫如以会议之年定为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纪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称为第几甲子，仅足供百年内之人之用，而不足为千年数千年后之人用。以尧舜纪年，可直算为四千余年，而尧起甲辰，亦有干支可据，亦可不废旧日之干支纪年，亦一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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