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学伪经考》叙

《新学伪经考》叙

　　清光绪二十三年

　　南海先生演孔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刘歆媚莽，赝为古文，摭渎乱之野文，仇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之史，目《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东汉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鉴兹破碎束阁《六经》，专宗《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言学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远，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为孔子之义甚浅，其道甚隘。坐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佞佛，可为前车。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几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雰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至于荀学之偏，宋学之浅，但明于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非吾党之寇仇，固无取于好辩。启超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之，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谈，则先生之为此书，其非与考据家争短长，宁待辩耶？演孔四书，启超所见者，曰《大义述》，曰《微言考》，并此而三。又闻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统天之义，所谓“智周万物，天且弗违”。呜呼！则非启超之愚所能及矣。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会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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